【新型政黨制度?薦讀】中國政黨制度的特有優勢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舉，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這一制度在新中國成立后60多年的運行中，充分顯示了她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從縱向比較看，既優于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多黨競選制造成的亂象，更優于國民黨一黨專政制獨霸天下所造成的民生凋敝、百業蕭條。從橫向比較看，她既優于兩黨制國家由于極端對立的政黨意識所造成的社會動蕩和族群意識的撕裂、多黨制國家由于各政黨利益的紛爭而造成政府的頻繁更迭；同時也優于蘇聯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黨制。這一制度和協商民主相伴而行，是中國共產黨為實現中國各階層人民的民主權利的重要創新，是人民民主專政國體精髓的體現，顯示出其特有的優勢。

中國政黨制度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民民主

實現人民民主，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的不懈追求，在長期的革命過程中，黨領導人民逐步形成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兩種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形式，并在黨局部執政時期進行了廣泛實踐，取得了豐富的經驗。新中國成立后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是這兩種民主形式的制度體現。中國政黨制度萌芽于抗日戰爭時期的三三制政權建設的實踐，與協商民主的形成相輔相成，是實現主權在民、人民當家做主的有效形式。

中國政黨制度的突出優勢是最大程度地實現人民民主。民主的第一要義是政治制度，即一個國家的國體，她關系到什么階級能夠享受民主的本質問題。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在局部執政時期，不僅努力實現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選舉民主，參加國家政權建設，同時也努力實現民族資產階級等中間階級參政議政的民主權利，協商民主由此發展，在三三制政權建設實踐中積累了經驗，為新中國建立后形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政黨制度的本質是充分發揚各階層人民民主。中國每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全國人民、各黨派、各階層、各民族共商國家大事的盛會。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實行人民民主，就是保證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保證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不是一句口號、不是一句空話，必須落實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之中，保證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的權力。實現民主的形式是豐富多樣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說只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評判標準。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權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選舉時有投票的權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續參與的權利；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選舉的權利，也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社會主義民主不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參與實踐。全國兩會就是人民運用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的形式行使管理國家權利的生動實踐。這一實踐證明，中國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還是民主治理最廣泛、最扎實且最有效的國家。

西方國家政黨政治的運作方式一般為兩黨制和多黨制，通過競選輪流執政，這是資產階級為維護本階級統治的一種方式，通過這種方式把人民對資產階級統治的不滿轉化到對某一個政黨的不滿，通過政黨的輪替而平息人民的怨氣，從而達到穩固資產階級統治的目的。正如列寧所揭示的“兩個資產階級政黨利用他們之間的虛張聲勢的毫無內容的決斗來欺騙人民，轉移人民對切身利益的注意”；（《列寧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頁）另一方面，通過競選輪流執政，也是處理資產階級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矛盾的一種辦法，因為不論哪個黨上臺執政都是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正如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這是“輪流地使政權從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9頁）但是如果有資產階級以外的政黨要掌控政權，那是決不允許的。1947年法國共產黨作為議會第一大黨，為支持雷諾汽車工人的罷工斗爭，投了對政府的不信任案，按照當時法國憲法規定，議會第一大黨投不信任案，政府就要辭職，而實際結果是拉瑪迪埃政府非但沒有辭職，反而在美國的支持下將法共擠出了政府。美國也是如此。民主黨、共和黨兩黨競爭輪流執政。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共產黨的力量一度有所發展，但美國執政黨卻一直沒有允許其合法發展。1954年，美國國會通過《共產黨管制法》，其第三條規定，共產黨不得享有根據美國法律成立的合法團體所應享有的任何權力、特權和豁免權。今天，美國共產黨只有幾千人了，且已經沒有多大政治影響，但上述法律并沒有取消，美國共產黨一直被排除在美國政黨政治的規則之外。可見，美國是不允許反對資本主義制度、主張社會主義制度的政黨發展壯大的。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和英國推行的這個所謂‘兩黨制’，是阻止獨立的工人政黨即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產生的最強大的工具之一。”（《列寧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頁）

西方的選舉聲勢浩大，但是民眾只有投票的權利而沒有廣泛參與的權利，民眾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民眾投票了就是行使民主權利了，但是最后選舉出的是誰與民眾沒有多大關系，那些核心領導層的政務官的選用與民眾更沒有關系了。2016年美國大選，億萬富翁特朗普當選總統，他組成的政府內閣主要成員大約有300億美元的總財富，其中包括六位億萬富翁，財富超美國1/3家庭總和，他們中的一些人根本沒有從政經驗，他的擁有7．5億資產的大女兒和大女婿都是其高級顧問，特朗普還為其大女婿賈里德·庫什納新設白宮“美國創新辦公室”，對他委以重任，以期通過匯集商界領袖的理念和建議，以特朗普的價值標準對美國政府進行管理。這樣的政府負責人員的組成能體現民意嗎？民眾管得了嗎？這種家族式管理如果發生在中國，西方國家包括我們國內的一些人早就口誅筆伐了，但是對特朗普所作所為西方國家一概充耳不聞、裝聾作啞。

習近平同志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權利而沒有廣泛參與的權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這樣的民主是形式主義的。”中西兩種不同政黨制度的運作方式，哪一種能夠真正實現人民意愿，哪一種更有效率，不言自明。

中國政黨制度有利于社會的穩定發展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以協商民主的方式達成發展目標的一致，避免了內耗和紛爭，有利于社會的穩定發展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我國各政黨發展目標的一致是經過歷史磨合的。1949年9月，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通過了充分協商制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一具有憲法功能的文件，標志著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在建設新中國目標上的一致性，此后幾十年風雨同舟，矢志不渝。

各政黨發展目標的一致性，使得執政黨在社會發展的每一階段提出的政治綱領、社會發展目標，在和各黨的充分協商后很容易形成社會共識，形成社會最大公約數。社會共識是維系社會穩定的重要思想條件。社會共識形成后才能進行最廣泛的社會動員，形成引領國家發展、進步的驅動力。新中國成立后經過短短60余年的建設，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得益于中國政黨制度的優越性。

中國政黨制度，有利于國家重大決策的科學性。中國古語云：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昭示我們，任何重大決策必須聽取各方面意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就提供了這樣一個制度平臺。這樣的決策機制有效地避免了決策的盲目性，盡可能避免決策的失誤，充分顯示了中國政黨制度的優越性。

而西方一些國家，囿于黨派紛爭，使一些有利于社會發展和老百姓利益的事情常常議而不決，長期擱置；甚至出現凡是執政黨提出的議案在野黨就反對的極端情況。在一些國家，很多重大決策僅僅是一些核心人物和少數智庫人物的意見。

西方的政黨制度不論是兩黨制還是多黨制，為爭取上臺執政，在金錢是政治母乳的規則之下，各黨派不惜花費巨款競選，為打垮對手各黨派相互詆毀，造成社會的躁動不安，付出了極大的社會成本和代價，如社會對立、決策遲緩、效率低下、執行乏力等，而這種成本和代價都由廣大民眾承受。各黨的注意力都集中于選舉而忽視了經濟社會的發展。競選靠的是錢袋子和嘴皮子，在西方國家歷史上都曾出現過高水平的演講家、低水平的執政者，那更是國家與社會的不幸了。美國2016的總統選舉比馬克·吐溫筆下的《競選州長》要精彩多了，這場選舉徹底暴露了美國資產階級“自由競選”的本質，完全撕下了美國人所標榜的“自由”“民主”的假面具，使中國人民深刻認識到所謂美國式民主具有“普世價值”完全是一個謊言。

中國政黨制度有利于充分發揮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的政治智慧和卓越才能

治國理政首要的問題是選拔干部。毛澤東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頁）治國的干部，不僅是中共領導干部，還包括各民主黨派中的優秀人才。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明確指出：“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9頁）并強調“須使黨外人士有職有權，敢于說話，敢于負責”。（《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96頁）這就為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良好合作制定了正確的方針和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了民主黨派在管理國家政務方面的重要作用。毛澤東指出，民主黨派是聯系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權中要有他們的代表才行。因此，在“擬定省政府名單時應注意吸收若干黨外人士”，華中成立“統一戰線的軍政委員會”，“委員需網羅六省黨內黨外重要人物”，使他們和中國共產黨一道共同管理“軍事、政治、財經、文化等項工作”。（《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第35—36頁）中央政府率先垂范，在新組建的中央人民政府中，6位副主席中有3位是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占了50％，在政務院81個部長級職位中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有36個，占44％，由此黨內一部分同志對待民主黨派代表人物擔任人民政府的領導職務不服氣，甚至發牢騷、講怪話，毛澤東對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周恩來也強調：“認為只要一個共產黨，問題就可以解決了。這是一個簡單化的想法。這樣做必然會使我們的耳目閉塞起來。”在我們這樣的大國，多一點黨派去聯系各個方面的群眾，對國家、對人民的事業都有好處。這一良好的傳統一直延續下來，雖然中間有過曲折，但是總體上是不斷發展的。目前從中央到地方，有數千名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擔任國家和省、市、縣級領導職務，他們和中共干部一起擔負著領導全國人民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歷史責任。

而西方國家的官員任用制度，由于政黨的輪替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游戲規則及政黨與大財團利益的考量，帶有明顯的“政治分肥”色彩，中央政府及各級政府的政務官不斷輪換，雖然其中不乏治國良才，但是畢竟選拔官吏的視野有限，在兩黨制國家即使其他黨派有杰出人才一般也不會被用，在多黨制國家，非聯合政府黨派的成員一般也不會被新政府所用，浪費了大量的人才資源，對國家與社會的發展造成損失。比較之下，中國政黨制度的優勢就不言而喻了。

（來源：《紅旗文稿》；作者：揚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揚州大學基地特聘研究員；揚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