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談”始于漢末、魏晉，是一批文人士子掀起的剖玄析微、梳理明宗的一場文化大討論，涉獵廣泛，時間曠久，對后世影響巨大。其中以慧遠與范慎之間的因果大辯論開文化之先河，將春秋以后的百家爭鳴推向了高潮，不但在士大夫階層此風盛傳一千多年，也影響了整個大眾社會的文化流向。這一時期，在自由無拘的大環境下通過思辨的展演及思想的交鋒，厘清了文化的源與流，明確了文化發展的方向，才引現出一股富有情意的清泉，就是將情性自然與自然山水相結合，并滋養出大唐以后的文化大發展。通過“清談”與辯論的方式，讓文化的精髓注入人心，也將感情的傾好融入文化，讓后世的藝術發展能夠很好地一直在情理交融的大道行進，這就是歷史的教益。雖然當時各方士子各具所據，據理力爭，卻沒能形成具有能推動歷史進程的統一明了的辨識結果，但在多元思想之間的碰撞與浸染中，將儒釋道三教思想揉合成了一種互補型的新型文化，即以平衡的發展觀去開啟了文化視角的整體化、長遠化，促使著各個心得獲取者的心靈因辨而明理，因文而妙化，并認識到文化品質與境界的提升才是無往而不前的道路，讓形式表達與感情的自然表達掛鉤后，便產生出文化的一片溫馨、蔚藍之勢，這種以多元為要的主線在張弛與起伏中形成了鮮明的中國文化特色，也為后世的文化高峰形成奠定了基礎。如陶淵明的田園詩，謝靈運的山水詩，劉勰《文心雕龍》中的原通之道，顧愷之《論畫》中的傳神論，謝赫《古畫品錄》中的氣韻說，宗炳《山水畫序》中的暢神觀等，都是這一重要時期的產物，他們在“清談”之風影響之下將詩文、畫理變得更加情意化，這一方向性的變化，也讓后世文人們心中升起一片“清談”中的清云，并在追捧中將其發展至今。由此導向出畫家也應在繪畫之余在朋友之間的“清談”中去接收心得與教益，也應具有一些思辨的心理，去多做一些思考，才會產生思想的飛躍，才能明確自己的發展方位，這里面雖然有一些嘈雜之音出現，但還是有無盡的清泉，會默默地流進畫家的心田，頓讓畫家心中也會升起一片清云。

當我們在為畫什么與怎么畫而產生疑惑時，“清談”便會以特有的方式撫慰著你，并指出只注重技能表現，忽略審美認識是一種繪畫誤區。繪畫不僅僅只是為表象中的對象服務，而應從內心出發，從大局觀入手去求得平衡與突破，才會有好的圖式出現，這時畫什么已變得不重要，而由自我的精神內因支撐出的審美意識才是主要角色。所以在表現中去做到隨自然天性而為之就行，因為它能真實地反映出畫家內心世界中對精神品質的追求，尤其是體現了感情的真誠，這種對“內造”中的情意化認識與表達比表象的描摹更加重要。正如有個詞叫“洗凈鉛華”，就指的是應從本質出發去尋覓真實的世界。而畫家具有什么樣的感情，以什么樣的心靈去塑造慧靈的藝術世界，前人早已做出了榜樣，如八大山人、徐渭筆下的鮮活形象都是由心而出的，也是自己的精神闡述。

感情世界是最容易受外物影響的，什么樣的審美時代自然會熏陶出什么樣的感情作品，如大唐的富麗華貴，宋代的婉約典雅，元明清的野逸悠趣等，無不隨時代之變而變，但它的內核卻依守著心靈中的那一片文化清云，貫穿的是深厚而富有情意性的文化因基。從歷史走來，隨潮流者能生，逆潮流者未必能死，如宋元明清的宮廷院畫及在野的文人繪畫都沒有因觀念的差異而面臨消亡，甚至逐漸融通，成為了一種互補的行為趣向，這與魏晉以來對多元文化的認同有關，百花總是在“四季皆宜”中開放，而共生發展才是藝術發展的規律。“清談”為我們梳理出了一個富有情意、注重精神修為的讓人感動的世界，因此，從中可看到歷史是最有發言權的，時人不必擔心。

(作者為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