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22日對此回應稱，中方已收到美方希望來北京進行經貿問題磋商的信息，中方對此表示歡迎。

兩位曾接近中美經貿談判的資深觀察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如果要避免貿易戰，只有雙方坐下來談判這一條路。看來美方也意識到貿易戰沒有贏家，通過談判避免貿易戰是最佳選擇。但他們并不認為，這意味著中美互相叫牌的爭端結束，“也不會如此簡單，會有個過程，先要看這一輪談判結果如何。不排除從現在起到今年六七月份美方正式實施加征關稅之前進行多輪談判”。

IMF與世界銀行春季會議

《中美外商直接投資報告》作者、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 創始合伙人兼中國團隊負責人榮大聶（ROSEN）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指出，30年來中美擁有友好的伙伴關系，現在的狀態則不盡如人意，“不過目前還不晚，需要雙方都釋放善意”。

中美談判似有轉機，但未進入務實階段

就在前一周，已有多家美國媒體爆料稱，特朗普政府將于本周公布對華1000億美元商品增稅名單，美國總統特朗普本人也證實，將權衡使用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案》（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下稱《緊急權力法案》），采取針對中企對美投資的限制性措施。

另一件同期發生的個案也有了轉機，《華爾街日報》報道稱，中興將有機會向美國商務部遞交更多證據。17日凌晨，美國商務部發布公告稱，因中興曾向美國官員作虛假陳述，美國政府禁止中興向美國企業購買敏感產品，期限為7年，這幾乎讓這家規模上千億的中國科技企業立刻陷入困境。

雖然美方釋放了雙重色彩的信號，但前述人士均認為，還遠未到能夠務實談論問題的階段。

3月23日凌晨，特朗普簽署備忘錄，以知識產權為由，依據“301調查”結果，宣布了三項措施，其中一項措施即為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并購。特朗普還授權美國財政部在60天內就此出臺方案。隨后，中美雙方開始多輪隔空博弈。

前述一位觀察人士稱，目前難言中美雙方經貿關系已經緩和。但另一位則分析稱，估計美方也不想打一場“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貿易戰，如果結局是“殺敵八百自損一千”就更劃不來了。這也是中方要努力避免的。當然如果這一輪就能談成最好，對今年中美經濟乃至全球經濟增長會是重大利好。“但愿雙方經過一番唇槍舌劍，充分闡述各自立場，直到進入務實的討價還價階段，最終能夠達成妥協，避免雙輸結果。”

姆努欽22日則稱，目前他不能透露更多細節，也沒有具體的對話時間表。年會期間，他會見了前來參會的新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兩人的會談聚焦貨幣政策和金融合作，包括中國進一步向全球開放銀行和保險等金融服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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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權力法案》限制中資對美投資

中美在過去的一周中密集過招，在美國商務部宣布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銷售電子技術或通訊元件后不到24小時，中國商務部即宣布對原產美國進口高粱實施臨時反傾銷措施。

17日，美國商務部再宣布兩項措施：對產自中國的鋼制輪轂產品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并初裁從中國進口的通用鋁合金板存在補貼行為。

如果上述“你來我往”僅為常規動作，美財政部則在19日透露了美國政府在限制中資對美投資方面的實際思路：美政府正在評估針對中國投資啟動《緊急權力法案》的可能性。美國財政部分管國際市場和投資的助理部長塔爾伯特（Heath Tarbert）稱，這是特朗普政府在“301調查”中的部分應對計劃。

白宮經濟顧問艾森史塔（Everett Eissenstat）表示，通過這一政策可以保護那些被美國視為“戰略性”的技術。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曾證實，將推動CFIUS（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改革來收緊對中資赴美投資的限制。

塔爾伯特表示，在CFIUS改革和《緊急權力法案》問題上，美國財政部特地設立了兩個分別的辦公室，“正在明確考慮這兩個問題”。

《緊急權力法案》可以賦予美國總統極大的權力，即在“不同尋常且巨大的危險”面前宣布國家處于緊急狀態之下，并可以不受限制地征收關稅，而且在該法案中，對“國家緊急狀態”的定義非常模糊，歷史上美國使用該法案對付了一些拉丁美洲國家。

榮大聶指出了很重要的一點，即并不像國際貿易中有WTO這樣的仲裁機構，在直接投資領域，并不存在國際法律。

3月12日，博通（Broadcom）對高通（Qualcomm）總計1420億美元的惡意收購，最終被特朗普以國家安全為由終止了動議。多位在美從事跨境并購的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這是一個顯著的信號，預計未來一段時間，赴美投資的中資企業將遭遇越來越強的保護主義，風險和成本都會激增。

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主席歐倫斯（Stephen A. Orlins）則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中美關系正處在一個極其艱難的時刻，所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國家安全等戰略層面的問題。很多美國國會議員認為中國加入WTO后未能履行所有條款，讓美國失望，這導致美國在很多領域對中國的支持有所改變。歐倫斯表示，他并不認同這樣的觀點，但恐怕在美國持這樣觀點的人不在少數。

榮大聶在4月18日的“2018年中美直接投資趨勢”圓桌研討會上對第一財經記者展望了2018年中美雙向直接投資發展趨勢。他稱，2018年的中美投資會因為美國政策環境而變得越來越困難，希望中美雙邊直接投資的政策環境都能得到進一步改觀。美國政策制定者需要顧及美國在華企業的利益，同時中國政府也要更加謹慎，以減少投資者對因政策風險而賣出資產的憂慮。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前任貿易官員、喬治城大學貿易和商業外交副教授羅伯特·羅高斯基(Robert A. Rogowsky)曾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中美經貿摩擦升級的最壞狀況，就是使用《緊急權力法案》。而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對中國本身的發展也有好處。

美國政府支持CFIUS擴權

塔爾伯特還指出了另外一項重要措施，即美國財政部正在同美國國會一起努力，希望可以通過一部同CFIUS相關的法案，該法案目前被稱為“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IRRMA）”。

塔爾伯特表示，為CFIUS擴權可以擴大對“敏感交易”的審查，同時又不會導致對所有交易的全面控制。

榮大聶列出了CFIUS擴權的四項重點：在FIRRMA中，對特定技術，若外資持股少于10%，也要被列入審查之中；同時對于“有敵意”國家要有特殊的審查；要對靠近基礎設施和軍事設施的房地產購買和租賃業務進行審查；稀釋安全港（safe harbor）有關規定等。

這份新的FIRRMA中有可能會增加一份“特別關注國”（Country of Special Concern）名單，當第一財經記者表達擔憂時，榮大聶表示，美國早就存在出口限制措施，其中就有名單和限制。

塔爾伯特表示，CFIUS有關立法并不會同美國出口限制措施相重疊，且“出口限制仍是在限制技術出口方面的有效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在中美出現貿易摩擦之前，中國對美投資已經銳減。根據榮鼎集團方面的報告統計，2017年全年中國對美全新宣布的投資意向額同比減少了90%，實際完成的新投資交易額減少了74%。

同時，2018年1~2月，中國在美投資同比繼續下滑，僅為12億美元，且排隊等候交易的投資交易量也為近三年來的最低點：50億美元。

榮大聶認為，2017年的驟降同中方控制非理性對外投資有關，CFIUS并不是主因；而今年則有可能出現反轉（即CFIUS將起更大作用）。

常年在中美之間經手并購業務的威凱平和而德律師事務所駐北京代表處的主管合伙人羅斯（Lester Ross）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CFIUS雖然對華有所限制，但限制并不像外界認為的那么大。

羅斯表示，他去年經手的一個交易中，中方欲收購一個汽車類企業，該企業同時制造軍用和民用汽車，且基本上就是在同一個工廠，但是最終還是做到把其一分為二，并最后得到了CFIUS的放行，“所以還是有可能做（交易的）。”

羅斯稱，他也相信該法律會更加有限制性，“這份議案背后得到了兩黨的強烈支持。”

這是2007年以來，CFIUS首次面臨改革。在民主黨與共和黨兩黨對峙的本屆國會中，FIRRMA卻罕見地得到兩黨支持。

第一財經記者查閱CFIUS在2001至2016的年度報告，自2007年以來，中企收購美企的被審查案例和失敗案例均逐年遞增，而中企被審查交易的比例也從2005年的1.56%上升至2013年的21.6%。2012年和2013年中資受審查案件急劇增加，位列各國之首。

2017年最新發布的CFIUS2015年年度報告顯示，雖然投資都沒有進入前十名，但中企在2015年連續第四年成為CFIUS審查最多的國家，在2015年，CFIUS審查了中企在美國的29起交易，這個數字在2014年還是24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