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交警聯合廣州交委16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該市對非廣州市籍中小客車擬采取“開四停四”的部分限行措施，即連續行駛時間最長不得超過4天，再次駛入需間隔4天。當天，廣州交警聯合廣州交委發布《非廣州市籍中小客車通行管理措施(征求意見稿)》和《廣州市中小客車總量調控管理辦法(修訂征求意見稿)》。（4月17日中國新聞網）

事實上，機動車“限外”，近幾年在廣州鬧出了幾次大動靜。從2012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廣州汽車限牌，其中的配套措施之一就是“限外”；2014年4月底，廣州市交委在一份官方文件中，首次明確將在2015年至2017年，根據交通運行狀況，適時分步推出“限外”政策；2015年6月26日，有人大代表建議廣州盡快“限外”。同年12月，市政府常務會議討論“廣州市政協常委、廣州城建公咨委主任曹志偉提出“引導外地車錯峰出行”的建議，即有條件地“限外”。這次宣布實行外地車“開四停四”交通限行政策，表明廣州“限外”，已進入實施階段。

當然，廣州實施“限外”政策，并非是地方獨創，而是一種模仿，甚至是一種跟風行為。繼北京率先對外埠車輛采取限制措施后，天津、上海、石家莊、杭州等多個大城市相繼宣布加入“限外”隊伍；在廣東，深圳搶先吃了“限外”螃蟹。治堵與治污，幾乎成了各地“限外”的尚方寶劍。然而，“限外”存在懶政之嫌，是政府道德風險的表現，既不具備法律上的可行性，也沒有交通發展上的可持續性。換言之，機動車“限外”，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加速、依法行政環境逐漸完善的當下并非良策。城市治堵，不能“以鄰為壑”。

廣州是區域中心城市，擔負著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職能，也是科教文衛資源高地，對周邊市鎮經濟社會發展擔負著輻射帶動之責，從長遠看，大城市“限外”，會影響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以京津冀一體化為例，本應交通先行，然而，目前北京、天津實行“限購＋限行”，表面看只是機動車難以“串門”，背后隱藏的物流成本高得驚人，成為京津冀一體化發展的攔路虎。

可見，機動車“限外”，值得商榷。依法行政是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線，行政權力必須在法治框架下運行，如果地方政府越限、越權行政，損害的是法律的權威。同時，“限外”在廣州這樣的大城市，不具備可操作性，大城市是開放、包容的代名詞，“限外”屬于強制性剛性手段，會剝奪市民的合法權益。再者，推出“限外”政策的合理性前提，在于能夠提供被優先發展的公交系統作為出行替代，否則一面限制外地車輛進入，一面又無法提供足夠的公交資源，缺乏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