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時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費振剛稱，他曾參與一次會議，“他倆（指沈陽與高巖——記者注）發生了性關系，而且女孩子已經死了，所以需要處理”。但記者注意到，北大4月8日公布的當年處分文件未提及發生性關系、性侵等情節，北大中文系多名教師也回憶稱，作出處分之后的全系大會上，并未公布這些細節，他們如今對性侵的說法感到意外。

對于性侵或發生性關系的說法，如今人事關系在南京大學的沈陽予以否認。今年63歲的他已于2011年離開北大，同年獲評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但有不少網友則對北大當年的調查仍存疑慮。有律師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如今對沈陽刑事追責較難，除非出現突破性證據，或有證據證明當年公安機關對沈陽的處理在程序或取證上有疏漏，導致結論有誤。

高巖曾多次自殺

高巖自殺事件發生于1998年3月11日，一個星期三。高巖的家人回憶，事發當天，高巖的父親傍晚6點多回到家，覺得房間味道不對，他打開窗戶通風，又打開廁所門，這時發現了已經自殺的高巖。

家人轉述的警方勘查結果稱，有人看到高巖當天下午3點左右回到家中，尸檢結果顯示，差不多也在那時，她打開了家中的燃氣。

在4天前，3月7日，高巖已在家中嘗試過開燃氣自殺。那次自殺被正好回家的母親周樹銘及時發現了。

當年，高巖22歲，正在讀大三下學期。她出生在教育氛圍頗為濃厚的家庭，母親周樹銘退休前是知名的北京育才中學的一位語文教師，父親也在北京市教研中心工作。學生手冊上，一名教師對高巖的評語是：自尊心較強，性格內向，文靜，有較強的閱讀和寫作能力。

這樁自殺舊事如今已成輿論場“公案”。高巖當年的好友發帖稱，自殺與高巖的老師沈陽有關。

沈陽與高巖的交集始于1995年9月。彼時博士畢業兩年的沈陽是北大中文系副教授，給本科生上現代漢語課。高巖當年剛考上北大中文系，并擔任班級學習委員。

在周樹銘的印象里，高巖大一上學期“還是挺好的”，但從下學期開始，“（變得）不太高興了，回來沒聲沒笑，不太言語”。周樹銘表示，追問之下，高巖說，本來她以為北大清華是最高學府，“沒想到有這樣的老師”。

“這樣的老師”指沈陽。周樹銘回憶，高巖的說法是，她起初覺得沈陽講課講得挺好，但后來發現沈陽很討厭，總叫她“收錢啊收作業啊這個那個”。周樹銘安慰她，為同學服務沒必要這么大怨氣，“她說不跟我說了”。

到了大二上學期，1996年12月，高巖留下了一封遺書。那時她剛獲得了學校頒發的“韓國獎”，在信里，高巖感謝父母的培養，并囑咐一定要把獎金領回來花掉。這次遺書事件有驚無險，周樹銘說，這封遺書現在已經丟失了。

周樹銘回憶，高巖的精神狀態在大二下學期變得更差了，“說這個學校不想念了”。因為擔心高巖的身體，周樹銘帶她看了醫生，醫生說高巖存在憂郁的癥狀，還開了一種藥。

“后來她沒有吃，我很擔心，問為什么不吃，她說她沒有病。”周樹銘說，她問女兒沒病怎么睡不好覺，“她急了，說‘你甭管’。”

按照高巖好友的說法，1996年，也就是大一下學期、大二上學期這段時間，她陸續聽到高巖訴苦，說沈陽邀請她乘教師校車，又請其到家中學術懇談，最后被脫光衣服。她稱，高巖“日益不再如以前快樂”。

該好友回憶，緊接著，1997年夏天，沈陽約即將升大三的高巖吃飯，高巖對好友表示“再也不想和沈陽見面，只想最后和他談談”，而沈陽對高巖冷嘲熱諷。此后的秋冬，則是高巖“最悲愴與艱辛”的時候。

至于高巖受到的另一輿論壓力，該好友稱，源于沈陽對另一名同班女生稱“高巖是神經病”“高巖勾引他”。

不過，沈陽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否認了這些說法。

1997年年初，高巖的家人發現她在試圖割腕自殺。還有一次，周樹銘回家敲門卻無人應答，進門后發現女兒在睡覺，“我覺得（那是）不太正常的睡覺，就送去了醫院”。那次，高巖服用了安眠藥，醫院隨后洗腸處理。

“女兒說：人活著，行尸走肉，沒意思。”周樹銘告訴《中國青年報》等多家媒體，她安慰女兒說“怎么會沒意思”，畢竟進入了理想的學校，“你多順啊，你干嗎這么想？”考慮到高巖的心情，周樹銘還為喜歡小動物的女兒養了兩只小鸚鵡。

但高巖自殺身亡的悲劇還是發生了。

警方曾詢問高巖與哪些男士接觸

高巖的父親回憶，高巖自殺之后，警方起初曾向他們了解案發當日及前兩日的情況，那時，誰都沒提到沈陽這個人。

“后來，警察找了我們，說（尸檢結果顯示）你女兒不是處女了，問我她接觸過的男孩都有誰。”高巖的父親說，這一回，他們才想到了沈陽這個人。

周樹銘也回憶，當時她的說法是，中文系有個叫沈陽的教師，不太好，但不知道有沒有相關證據。

按照北大今年4月8日的通報，當年，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治安處重大責任事故調查組對有關案件進行了調查取證，于1998年3月作出了事實認定，給出了調查結論，其中涉及沈陽行為不當、違反師德。

記者注意到，這份通報沒有披露警方事實認定的具體內容。

高巖的家人此前見過沈陽一次。周樹銘說，那是某個星期六下午4點，高巖的父親下班回家，一開門，沈陽就從女兒的房間里出來了。沈陽自我介紹了名字，高巖的父親說“沈老師你好”，接著沈陽離開了，高巖的父親沒來得及追問太多，“我們也沒再問閨女，（她）本來情緒就不好”。

關于這起自殺事件，北大中文系教師張波（化名）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稱，最初，警方找沈陽問話時，他稱二人是戀愛關系，故有親密行為，這些信息隨后傳入北大；后來，學校開會前夕，沈陽對外強調的措辭，是“女孩糾纏自己”。

在張波看來，沈陽1993年博士畢業留校，剛開始大家對他的評價是很好的，但后來，不止一個學生反映稱，沈陽會在課堂上舉一些涉及性暗示的例子。

北大中文系教師宋清（化名）則直言，沈陽“有點讓人討厭”，有時比較輕浮，對一些女生存在拍拍肩膀等類似的動作。

2011年離開北大之后，沈陽在南京大學文學院學生的評價里也存在爭議。支持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沈陽學術造詣頗高，在學生中有一定影響力，在南大時，未有關于生活作風問題的傳言。而質疑者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沈陽近年仍然有時會在課堂上舉一些有性暗示的詞作例子，還要求學生造句。

4月7日傍晚，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嘗試聯系沈陽核實情況，電話無人接聽。

在女兒自殺后，周樹銘曾到北大中文系找沈陽討說法。彼時臨近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周樹銘在中文系的小院里叫喊著：“沈陽，還我女兒！”保安則勸她離開。

后來，中文系一名時任負責人在學校教務處接待了周樹銘夫婦。高巖的父親回憶，該負責人介紹了3點情況：警方調查說高巖是自殺，沈陽本人向學院稱未與高巖談戀愛，系里愿意出高巖在醫院的停尸費。

1998年3月24日，事發將近半個月后，高巖的遺體被火化了。據稱，沈陽沒有出現在高巖的葬禮現場。

周樹銘感到惋惜，女兒特別用功，雖然學習中文專業，但高考數學考了130分。做作業時不會的幾何題，可以研究到凌晨2點，學校老師特別喜歡她，“從小學習各方面都不用我們操心”。

北大處分文件稱沈陽與女生交往的行為不當

對沈陽作出行政處分決定，已是高巖自殺4個月后的事。

費振剛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自殺事件正值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前后，大家很忙，他也沒過問這件事，“主持會議也好，討論的問題（也好），我都沒有怎么去調查研究過”。后來，他參加了北大黨委紀委召開的一次會議。

“當時討論問題就是說，他倆發生了性關系，而且女孩子已經死了，所以需要處理。”費振剛說，當時，與會者沒法從法律上認定這個事情，“就說他倆發生性關系了，這就是當時的說法，連（發生性關系的）性質都沒有。”

費振剛說，那次開會沒討論二人是否存在戀愛關系，“女孩子已經死了，（即使）說是戀愛關系，孩子死了以后，性質已經發生變化了，不然我們處理他干什么呢？”在費振剛看來，當年那個社會環境下，就算是戀愛關系中發生了性關系，也是學校不允許的。

不過，記者注意到，北大今年4月8日下午公布的當年處分文件中，并未記載前述發生性關系的說法。

這份落款為1998年7月的文件顯示，該校認定，沈陽1995年9月至1996年5月給中文系本科生上現代漢語課期間，與高巖接觸較多，1996年5月，沈陽到香港城市大學訪問期間，曾與高巖數次通信。

該校認定，1997年1月，沈陽回北京度假，高巖去沈陽住處，要沈陽“表態和她建立戀愛關系”，沈陽無意與高巖戀愛，但當時卻回答說“那你就算是我的女朋友吧”，并與高巖摟抱、親吻。待1997年6月從香港返校后，沈陽終止與高巖往來。

北大給予了沈陽行政警告處分。理由是，沈陽作為一名教師，在與女學生的交往中行為不當，違背了《教師法》有關規定。

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沈陽則堅稱，自己與高巖“第一沒上過床，第二沒發生過性關系，第三沒談戀愛”。

宋清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北大作出前述處分之后，沈陽被要求在全系大會上作檢討。會議在中文系會議室舉行，參加會議的宋清說，會議還討論了其他事務，不是專門為沈陽開的會。

受訪中文系教師均表示，那次全系大會沒有提及沈陽與女生發生了性關系，更沒有提到現在網帖所稱的性侵。因此，他們對性侵的說法感到意外。

“沈陽在大會上作了檢查，費老師嚴厲批評了沈陽。”宋清說，沈陽當時的說法是：之所以與學生擁抱，是因為“女生糾纏他”，自己擔心女生出事兒，就“安慰性地跟她擁抱”。宋清認為，這樣的檢查不夠誠懇，更像是辯解。

張波也告訴記者，按照當時開會的說法，沈陽的行為是不符合師德的。

他說，當時，尸檢發現高巖已經不是處女，但因為時間過去較久，警方不能認定與她發生關系的人就是沈陽，故無法從法律層面上進行處理，“這樣一來，學校也沒辦法對他做過重的處理，雖然有人提出要開除沈陽”。

“系領導（當時）說，不管什么原因，如果你把學生當做自己的女兒、妹妹，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事情。”在宋清看來，沈陽這件事做得非常不對，對這個女生的死負有責任，雖然不一定是法律意義上的責任，“道義上的責任是肯定有的”。

最終，北大中文系在《關于給予沈陽警告處分的決定》中認為，沈陽作為一名教師，在與高巖的交往中態度不夠嚴肅，處理很不慎重，高巖之死雖確屬自殺，但沈陽在與其關系上處理不當，無疑會使高巖思想上產生強烈刺激，沈陽又沒有及時向組織反映自己與高巖交往等情況，以爭取組織的幫助，以致釀成嚴重后果，造成了極壞影響。

遲到的校園反性騷擾制度

“不合適，（處分）給得太輕了。”周樹銘稱，如今，她希望北大方面能解釋該處分是怎么作出的，沈陽具體存在什么樣的問題。她對記者說，她起初對這個處分不知情，后來，還是北大學生當年告訴了他們這個處理結果。

另一些質疑者則認為，應該公布調查的會議紀要等文件，并說明當年都調查了誰，是否曾向如今反映沈陽存在性侵行為的學生了解過情況，并評估是否需要重新啟動調查。

20年來，高巖的父母沒有再申訴、上訪。今年70多歲的周樹銘說，她與丈夫身體狀況都不行了，愛人做了心臟支架，自己也病得厲害。

周樹銘說，自己目前不接受道歉，“這是人命關天的事”，而這20年以來，除了一名北大教師因借書的事情來過之外，沈陽及其他北大教師、領導沒再看望過高巖家人，“你對家屬這么大的損失做了什么工作了？”

前述處分文件是今年4月8日上午在北大官網公布的。官網同時還稱，該校校長主持召開了北大教師職業道德和紀律委員會專題會議，會議通報對高巖自殺事件相關情況的復核結果，還表示要認真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對管理中的寬松軟問題、對制度的不完善問題，要進行深刻嚴肅的反思并引以為戒。

此前，南京大學文學院行政已發《聲明》稱“沈陽已經不適合在南京大學文學院工作”，“在此階段，停止沈陽從事南京大學文學院的教書育人工作”。上海師范大學學術倫理與道德委員會也聲明，終止與沈陽簽訂的校外兼職教師聘任協議。

“早就應該這樣做。”周樹銘說，但不能這樣簡單地止于此，“應該好好反省”，“南大接收人才為什么不（仔細）看檔案？”

沈陽對自己“師德”被指責的說法并不服氣。4月7日下午，他向多家媒體記者群發短信稱：“我想發出一個弱弱的呼喊：三個大學都拿‘師德’說事。請問，這種定性靠什么：哪個正式決定上有這個結論？哪個事實支持這個結論？難道僅僅靠輿論左右？僅僅憑某個人采訪中的回答？這太可悲了吧！”

但有不少網友認為他仍在說謊，并不知悔改。

對此，一名律師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認為，目前該案所有證據僅是他人的證言，只是旁證，且直接當事人已故，又無重要物證，按照“疑罪從無”的基本原則，若要從刑法角度向沈陽追責十分困難。除非出現突破性的證據，比如公安機關曾提取了嫌疑人體液、毛發等，但基于當時技術條件無法提取生物證據；或者有證據證明當年公安機關對沈陽的處理，在程序或取證上有疏漏，導致所下的結論有誤。

如今，當年缺位的校園反性騷擾制度建設正緩緩到來。北大官網稱，前述會議還討論了《北京大學反性騷擾有關規定（建議稿）》，這據稱是2018年1月初以來，該校委托北大中外婦女問題研究中心組織專家起草的，并與學校多個部門負責人員進行了多輪次討論。

官網稱，對于建議稿的適用范圍，學校反性騷擾的機構設置，對性騷擾行為的投訴、調查、認定、處理程序以及反性騷擾的教育與預防工作，會議也進行了研討。

本報北京4月8日電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盧義杰 實習生 楊慧彩 賈天榮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8年04月09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