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3萬噸垃圾何以被拋入長江——“長江口垃圾傾倒案”調查

長江太倉段，江面開闊，江水浩蕩，往來船只如梭。奔涌的江水，將少量漂浮垃圾沖向岸邊。這個季節，相比于夏季洪峰時段，江面顯得干干凈凈。但在一年前，也就是2016年12月13日，長江太倉段江面卻鋪滿垃圾。

垃圾從哪兒來？何以被拋入長江？一年后，江蘇、浙江兩地有關檢察機關相繼對這一生活垃圾非法傾倒案提起公訴，一條以生活垃圾為“資源”，套取垃圾處置費謀取暴利的犯罪鏈也由此被揭開。

近日，《經濟參考報》記者在江浙兩地就垃圾非法傾倒犯罪鏈進行了深度調查，發現生活垃圾處置監管存在嚴重漏洞，如招投標造假、接收處置證明造假、垃圾層層轉包等。在“垃圾圍城”背景下，案件暴露的這些問題對全國其他城市具有重要警示意義。

約3萬噸垃圾拋入長江

有害物超標3萬倍

“我從來沒見過這么多的垃圾，紅色、黑色、白色……各色廢棄塑料袋、塑料瓶隨著江濤起起伏伏，其間還夾雜著一些醫療垃圾。堤岸斜坡也被江水沖上來的垃圾鋪滿，相比日常的垃圾量多了不知多少倍。”時隔一年，太倉海事局第二海巡執法大隊大隊長徐益輝仍記憶猶新。

深冬季節，江面漂浮的垃圾量卻連日異常增多，這引起徐益輝的警覺。情況上報后，太倉海事局懷疑有船只非法傾倒垃圾，于是暗中部署搜尋可疑船只。

2016年12月18日早上，太倉海事局第二海巡執法大隊監督員秦立永和同事巡航時，在楊林河口發現兩艘正在沖洗的船只。“這里不是錨地，按理這兩艘船不應在這里拋錨。”秦立永回憶說，“我們靠近檢查，聞到腐臭，發現竟是拋撒垃圾的可疑船只。”

隨后，長江航運公安局蘇州分局太倉派出所接管了這一案件。經審訊，兩船船主交代，頭天晚上，他們將船駛到江心，關閉船上的所有電子設備和燈光，乘著黑夜，利用浮吊將兩船約2000噸垃圾拋進了長江。

兩船只落網，撕開了垃圾非法傾倒犯罪鏈的一角。其后，江、浙、滬三地警方協同配合，涉案人員逐一落網。垃圾來源也得以探明，主要來自浙江嘉興的海鹽和海寧。截至目前，江蘇檢方批準逮捕了9人，浙江嘉興檢方批準逮捕了25人。

海寧市檢察院的起訴書稱，在海寧市，2016年11月至12月期間，有14船次、共計9700多噸生活垃圾從當地彭墩碼頭運出。這些垃圾最終被相關涉案嫌疑人直接拋入長江南通段、太倉段等地。在海鹽縣，2016年8月至12月期間，有26船次、共計約2萬噸生活垃圾從當地黃橋碼頭運出，這些生活垃圾同樣被直接拋入長江南通段、太倉段等地。

“這僅是有據可查的量，實際拋撒入江的垃圾可能遠多于此。”常熟市人民檢察院公訴科副科長韓立佳說。根據有關管轄權規定，在江蘇，這一案件最終交由常熟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韓立佳是這一案件的主辦檢察官。他還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在來自海鹽的生活垃圾中，還有約1.5萬噸被運至浙江湖州、安徽等地非法填埋。

這些垃圾雖然來自海鹽、海寧兩地，經由不同的公司轉包處置，經由不同的船只外運，但最后都是交由犯罪鏈末端的沙某團伙拋入長江。據江浙兩地警方調查，運輸垃圾的船只一般乘黑夜行至江中，然后關閉船只導航等各種電子設備和照明設施，以逃避政府部門監管。同時，安排浮吊船靠近進行吊卸作業，安排人駕駛快艇在附近放風或擺渡、引航。吊卸作業完畢，還會安排泵船對運輸船只進行清洗作業。

韓立佳介紹，經第三方環保機構檢測，這些被非法拋灑、填埋的垃圾含有毒、有害物質，其中來自海鹽的生活垃圾揮發酚超標80倍至32200倍不等。在長江太倉段，因拋灑地位于飲用水水源保護區上游，太倉市兩個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分別被迫中斷取水超過48小時和55小時。

“這么多垃圾漂浮于江面，不僅影響長江水質，還威脅行船安全。如果有垃圾卷入螺旋槳，船只江中突然拋錨，極易引發撞船等安全事故。”徐益輝說。

《經濟參考報》記者還了解到，案件發生后，為防止污染擴大并消除污染，太倉市政府、上海崇明區政府相關部門對拋撒入江的垃圾進行了打撈，雖然能打撈起來的量十分有限，但產生的費用高達1200多萬元。

資質證明全造假

層層轉包謀暴利

“江海電廠”是犯罪嫌疑人之間使用的一句暗語。說垃圾運到“江海電廠”，嫌疑人之間就心領神會，明白是將垃圾拋入江河。

“盡管這些犯罪嫌疑人之間各有分工，不一定都互相認識，船只、浮吊歸屬也不盡相同，但實質上他們已形成一條非法傾倒垃圾的犯罪鏈，將垃圾變成了謀取暴利的‘資源’。”韓立佳說。

分析此案，相關檢察官、公安民警認為，這一案件非常典型，從招投標到垃圾處置費領取，層層轉包，層層造假，一系列監管措施都被突破，凸顯垃圾處置監管存在嚴重漏洞。

首先是招投標存在弄虛作假之嫌。長江航運公安局蘇州分局的調查表明，2016年4月下旬，浙江省桐鄉市天順垃圾清運服務有限公司通過招投標獲得為期一年的海鹽縣生活垃圾外運處置業務，雙方簽署了《生活垃圾委托處理協議》。協議約定由天順公司從海鹽縣將生活垃圾運至正規焚燒廠處置，垃圾處理費用為277元／噸。

“這份協議很令人費解。”韓立佳說，天順公司沒有處置能力，只有運輸能力，簽署的卻是“處理協議”，也沒有所謂“正規焚燒廠”來接收垃圾。另外，跨省處置垃圾，還要輸出地和輸入地省級環保部門批準。天順公司未獲批，不知為何還能獲得垃圾處理權？

其次是垃圾層層轉包。長航公安蘇州分局的調查顯示，2016年8月至12月間，天順公司明知犯罪嫌疑人張某等人無生活垃圾處置資質，仍將生活垃圾轉包給這些中間商處置。這些中間商又各自找人，最終將約數萬噸垃圾或傾倒入長江，或填埋于河岸荒蕪之地。

韓立佳介紹，海鹽環衛中心給出的垃圾處置費是277元/噸；天順公司接手后，給中間商的處置費為170元－190元/噸，每噸獲利近100元；中間商給傾倒團伙處置費不到100元，每噸再度盤剝獲利數十元。正規垃圾焚燒或填埋處理成本約160元/噸，層層轉包后，這些垃圾只能非法傾倒。

海寧市檢察機關也指控稱，2016年11月至12月期間，獲得海寧市生活垃圾分流外運處置業務的桐鄉市創潔環衛設備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為共同謀取非法利益，在明知朱某、成某等人無生活垃圾處置資質，朱某甚至還有非法處置垃圾過往史的情況下，仍將這些垃圾交由這些中間商處置，經層層轉包，這些垃圾最后也是交由沙某傾倒至長江南通段、太倉段等地。

再次是垃圾接收證明造假。按規定，無論是垃圾處置招投標，還是垃圾處置后領取垃圾處置費，均需垃圾焚燒或填埋單位出具接收證明。然而，長航公安前往安徽蕪湖等地相關垃圾焚燒發電公司調查發現，天順公司提供的證明系假造。

“相關垃圾焚燒發電公司不僅沒開具過類似證明，甚至都沒有聽說過天順公司。”長江航運公安局蘇州分局太倉派出所所長丁海平說，“后經專業機構鑒定，證明上的公章是假的。”

海寧市檢察院的起訴書稱，創潔公司相關負責人曾在2016年11月底和12月中旬，兩次將18張海寧市生活垃圾處置接收確認單及1張授權委托證明交由中間商朱某、成某，要求其到相關公司蓋章，后朱某、成某分別偽造了相關公司的公章進行加蓋。再后來，創潔公司利用這些假單據與海寧市環衛處結算垃圾外運處置費共計約335萬元。

“無論是在招投標環節，還是在領取生活垃圾處置費環節，只要相關地區環衛部門嚴格審核，哪怕只是給垃圾接收處置單位打個電話詢問一聲，都能發現這些垃圾沒有運往其應該運到的地方，都能避免案件的發生。遺憾的是，相關監管部門并沒有這么做。”在江蘇，接受采訪的辦案檢察官、民警如是說。他們認為，通過轉包、造假，犯罪嫌疑人就能輕松騙取垃圾處置費，這說明生活垃圾外運、處置監管方面存在嚴重漏洞。

處理能力弱埋禍根

監管薄弱亟須升級

近年，垃圾跨省非法傾倒事件頻發，僅江蘇就遭遇多起，如無錫市惠山區與錫山區垃圾傾倒案、蘇州市太湖西山島垃圾傾倒案、京杭運河徐州段垃圾傾倒案等等。

與這些案件相比，相關辦案人員介紹，“長江口垃圾傾倒案”影響尤為惡劣。一是此案傾倒生活垃圾高達數萬噸，數量之多令人咂舌；二是傾倒地點特殊。其他案件傾倒點大都在河岸，而這一案件竟在長江之上傾倒。長江是我國最為重要、最為繁忙的河流，也是諸多沿江城市的飲用水源地。垃圾拋撒入江，不僅影響行船安全，造成污染，案發后想打撈都困難。

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固體廢棄物和垃圾處置”。相關研究人員與辦案人員認為，深入分析此案對于加強生活垃圾的處置具有重要的警示意義。

透過此案，韓立佳、丁海平認為，此案發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垃圾流出地垃圾處理能力弱。以海鹽縣為例，兩人前往海鹽縣調查，發現這個縣垃圾填埋場容量極其有限，每月約1.5萬噸生活垃圾主要靠外運。這為案件發生埋下了禍根。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環境經濟與管理系教授宋國君長期研究城鄉生活垃圾處置。他說，生活垃圾非法傾倒案頻發，與城鎮垃圾處置能力不足密切相關。目前，不僅國內一些高速發展的大城市垃圾處置能力捉襟見肘，相當一部分縣及縣以下城鎮生活垃圾處置也面臨難題，在一些地方，只要能將垃圾運出，后續如何處理，常被忽略。

痛定思痛。此案發生后，嘉興市也明確將盡快提升生活垃圾處置能力，市本級、嘉善、海寧和平湖等地的垃圾焚燒廠技改擴容項目力爭年內開工建設；海鹽縣在完成應急填埋場建設的同時，還將加快開工建設垃圾焚燒廠。另外，將加快推動生活垃圾減量、分類以及下轄各縣市餐廚垃圾處理廠建設和擴容。

宋國君也建言，提升垃圾處置能力，要“加減法”同時進行。一方面，要加大投入，提升城市垃圾處置能力；另一方面，還要下功夫做好垃圾分類，通過垃圾分類，將大量可回收垃圾再利用，變廢為寶，進而減少需要處置的垃圾量。

分析此案，相關辦案人員還認為，監管漏洞的存在表明，監管手段亟須升級。韓立佳說，環衛部門不能將垃圾交出去就不管不問，更不能對造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應該繼續關注垃圾運到了哪里，是否得到了正規處置。從這一案件暴露出來的問題來看，監管手段亟須升級，有必要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如物聯網技術，建立生活垃圾儲運、處理全程跟蹤系統。

此外，相關研究人員認為，加強生活垃圾處置，不僅監管手段要升級，監管體制也要改革。一些學者認為，環保部門應積極介入生活垃圾處置監管，不能由城建部門既負責處置，又負責監管。當前，無論是生活垃圾填埋、焚燒成本“糊涂賬”，還是監管流于形式，都與一個部門“壟斷”垃圾處置、監管相關。

案件發生后，在強化閉環監管上，嘉興市也采取了一系列舉措，印發《關于要求建立完善嘉興市生活垃圾收運處工作聯單制度的緊急通知》，在全市生活垃圾收集、運輸和處理中全面實行聯單管理制度，同時嚴把清運企業準入關，對垃圾清運企業在信息虛假報送方面實行“一票否決”制，并要求各縣(市)主管部門逐一審查和核對外運處置場所、外運車輛或船只、接收處置協議等內容，防止弄虛作假。

“亡羊補牢，為時不晚。”相關辦案人員和研究人員認為，當前，垃圾跨省非法傾倒現象在諸多地方都有發生。深入分析這些案件，對其他類似需要將垃圾外運的地區也具有警示意義，同樣能從中汲取教訓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