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缺手書局部

改革教育家李端棻與《請推廣學校折》

李端棻（1833-1907），字苾園，貴州貴陽人，祖籍湖南衡州清泉縣。李氏宗族為世宦之家。李端棻晚年向表弟何麟書談其一生的成長道路時說：“吾一生為人之道，得之吾叔；為學之道，得之吾舅。”

李端棻1863年中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1889年，以內閣學士典試廣東。他在閱試卷時，發(fā)現梁啟超，取為前列第8名舉人。李端棻的侄孫李良騏在回憶錄中談過李端棻作主將李朝儀之女，即堂妹李蕙仙下嫁梁啟超的故事。當時請副主考王仁堪代為做媒，梁啟超受寵若驚，說：“齊大非吾偶也?！币员聿桓腋吲手?。

對于這門婚姻，李蕙仙的母親及族中不少人皆認為門第不相匹配，兼之李蕙仙年齡長梁啟超4歲，且遠嫁廣東有諸多不便等等。但李端棻態(tài)度堅決，指出梁啟超其人為當今國士第一。李家最終還是允諾了這門親事。這門親事為梁啟超步入維新變法提供了重要條件。

1890年春，梁啟超進京趕考落第，此時，李端棻為梁啟超和李蕙仙定了親，梁取道上海返鄉(xiāng)。1891年冬，梁啟超赴京與李蕙仙完婚。次年春參加會試再度落第。其間，李端棻不僅為梁主持婚配，還為其科考大力周旋。從1890年春闈始，梁啟超凡在京師多住李端棻宅。

李端棻久居京師，對西學早有涉獵，他與中國早期外交家黎庶昌、張蔭桓等都有深交。黎庶昌（1837-1897）是貴州遵義人，出使歐洲期間曾編撰《西洋雜志》一書，“潛搜西洋各學”的成果之一。張蔭桓與李端棻早年都在丁寶楨門下做過幕僚。張蔭桓入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多年，深諳西方各國情形。他們自然會相互影響，李端棻應是清末最早了解世界多國實情的高官之一。

李端棻作為朝廷中清流派的成員，與張之洞、陳寶琛、張佩綸、寶廷、鄧承修、黃體芳、張楷、鄧慶麟、邵積誠等人相互砥礪，抨擊時政，時人譽為“松筠十君子”。帝黨形成后，與翁同龢、孫家鼐、志銳、文廷式、汪嗚鑾、長麟、張謇等人引以為同志，與丁寶楨、廖壽恒、譚繼洵、陳寶箴、黃遵憲等朝廷命官關系密切。李端棻60壽辰時，張之洞為之撰壽聯：“同甲會酣真一酒，長庚星朗小重陽”。該聯切姓、切日、切身份、切口吻，甚為得體，非知交得不到。李端棻遭遣回鄉(xiāng)后，曾應張之洞邀請到湖北小住，歸筑后寄贈張之洞詩一首。詩中寫道：“貴賤交情今乃見，文章結契自然真”。

1895年4月，康有為知道了《馬關條約》的主要內容，即聯絡各省入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共同請求清廷拒簽《馬關條約》。

康有為發(fā)動公車上書時，18省舉人中有1300多人支持其起草的上光緒皇帝的萬言書，后聞和局已成，紛紛取回“知單”者過半，最后甘冒風險簽名上書者，連康有為在內的16省舉人，有603名，其中貴州竟占95名。最多廣西為99人，貴州位列第二，約占總人數的六分之一。這95人中，李端趣、李端榮、李端概、李端檢皆為李端棻的堂兄弟。據鐘家鼎先生考證，“馬關條約簽訂的這一機密，應該是李端棻透露給康梁，從而導致了康有為領導的這次公車上書”。（鐘家鼎：《李端棻評傳》，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頁）可見，李端棻是在公車上書這一歷史事件幕后發(fā)揮重要作用的一位重臣。

1895年5月11日（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即《馬關條約》換約后的第三天，光緒皇帝發(fā)布了一道朱諭。光緒坦陳，自己是在萬不得已“知之苦衷”下批準《馬關條約》的。強調“從今以后，朝廷上下將詳籌興革，“痛除積弊”。

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請推廣學校折》（該折全稱為《時事多艱，需才孔亟，請推廣學校，以勵人才而資御侮折》）。

《請推廣學校折》開篇提出：“時事多艱，需才孔亟”。李端棻對“需才孔亟”，進行了扼要而且精準的說明：“皇上順窮變通久之義，將新庶政以圖自強，恐辦理無人，百廢莫舉，特降明詔，求通達中外能周時用之士，所在咸令表薦，以備擢用。”本來期望很美好，“以為豪杰云集，富強立致”；實際情況卻距離原來的期望很遠?！叭粩翟乱詠恚瑧吡攘?；即有一二，或僅束身自好之輩，罕有濟難瑰瑋之才，于側席盛懷，未能盡副。”那么，原因何在呢？“夫以中國民眾數百萬，其為士者十數萬，而人才乏絕至于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盡也。”

《請推廣學校折》于1896年8月11日，經光緒帝批準后，管學大臣孫家鼐負責籌辦京師大學堂，經過數月的籌劃，1896年9月，孫家鼐上《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光緒皇帝覽折后表示贊同，但恭親王奕訢、剛毅等官員以經費困難為由，主張緩辦，使京師大學堂的籌辦工作被擱置下來。為此，外國傳教士李佳白、林樂知等人也先后向清政府遞交了關于開辦京師大學堂的書面建議。

1898年2月，御使王鵬運上《需才孔亟，請飭速設京師大學堂折》。光緒皇帝諭令：“京師大學堂，迭經臣工奏請，準其建立，現在亟須開辦。其詳細章程，著軍機大臣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妥籌具奏”。然而，京師大學堂的開辦仍然受到部分大臣的阻撓。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請明定國是疏》中即指出：“今自中日議和以來，朝旨命開學堂，而京師至今尚無片瓦，外省所設亦復寥寥，閩粵督撫置之不理矣”。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定國是詔》，光緒皇帝要求將京師大學堂的開辦，作為變法的首件大事來辦。對于京師大學堂的開辦，慈禧太后也表示同意，并親自“御書某某官應準入學”。梁啟超指出：“大學堂之詔，三年前既下之矣，至是乃決行之”。6月26日，光緒皇帝降旨內閣，對有關部門承辦新政不力嚴加申斥：“茲當整飭庶務之際，部院各衙門承辦新政首戒因循。前因京師大學堂為各行各省之倡，特降諭旨，令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于奉旨交議事件，務當督飭司員，克期議復。倘有仍前玩揭，并不依限復奏，定即從嚴懲處不貸”。在這道嚴旨的敦迫下，守舊大臣被迫進行京師大學堂的開辦事宜。7月3日，總理衙門上《遵籌開辦京師大學堂折》，并附呈由梁啟超草擬的《京師大學堂章程》。

同日，光緒皇帝諭令：“軍機大臣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奏遵旨籌辦京師大學堂并擬詳細章程繕單呈覽一折。京師大學，現據該王大臣詳擬章程，參用泰西學規(guī)，綱舉目張，尚屬周備，即照所議辦理。派孫家鼐管理大學堂事務，辦理各員由該大臣慎選奏派。至總教習綜司功課，尤須選擇學賅中外之士奏請選派，分教習各員亦一體精選，中西并用。所需興辦經費及常年用款，著戶部分別籌撥。原設官書局及新設之譯書局均著并入大學堂，由管學大臣督率辦理。此次設立大學堂為廣育人才、講求時務起見，該大臣務當督飭該教習等按照奏定課程認真訓迪，日起有功，用副朝廷振興實學至意。”

為了保衛(wèi)變法成果，7月24日，李端棻上《變法維新條陳當務之急折》，提出了御門誓群臣、開懋勤殿議制度、改定六部則例、派朝士歸辦學校四件大事。自7月3日京師大學堂的舉辦有實質性的進展后，康有為于7月10日上《請改各省書院為中學堂，鄉(xiāng)邑淫祠為小學堂，令小民六歲皆入學折》。同時，光緒皇帝發(fā)布上諭：

“前經降旨開辦京師大學堂，入堂肄習者由中學、小學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睹。惟各省中學、小學尚未一律開辦。綜計各省省會暨府廳州縣無不各有書院，著各該督撫督飭地方官各將所屬書院坐落處所、經費數目限兩個月詳查具奏，即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至于學校等級，自應以省會之大書院為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為中等學，州縣之書院為小學，皆頒給京師大學堂章程，令其仿照辦理。其地方自行捐辦之義學、社學等亦令一律中西兼習，以廣造就。至各書院需用經費，如上海電報局、招商局及廣東闈姓規(guī)聞頗有溢款，此外陋規(guī)濫費當亦不少，著該督撫盡數提作各學堂經費。各省紳民如能捐建學堂，或廣為勸募，準各督撫按照籌捐數目，酌量奏請給獎。其有獨立措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賞。所有中學、小學應讀之書，仍遵前諭，由官設書局編譯中外要書，頒發(fā)遵行。至如民間祠廟，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曉諭居民一律改為學堂，以節(jié)糜費而隆教育。似此實力振興，庶幾風氣遍開，人無不學，學無不實，用副朝廷愛養(yǎng)成材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和京師大學堂一樣，各地書院等處改成中小學堂后，李端棻等朝臣推廣學校的呈請，成為難以阻擋的歷史潮流。被派往各地或遣送的維新派人士回籍后，積極宣傳《請推廣學校折》，開辦新學堂，對推行新教育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

李端棻推動貴州教育發(fā)展

戊戌變法失敗后，李端棻也以“濫保匪人”被革職，遣戌新疆。是年秋天，李端棻被押解離京，賦詩曰：“怕呼中秋月有聲，要從菜市哭忠貞，幸予被遣為遷客，匹馬秋風出帝城。”到了甘州（今張掖市），因病留下治療。

1901年李端棻因年老多病，被赦回貴陽，次年應貴州巡撫聘請，主持貴州經世學堂講習。

在此期間，他仍然努力傳播西方新學，為了推廣新的學習內容，他寫了《普通學說》一書，幫助大家學習西方新學。其中說道：“為學之最初一步，普通學是也。西人謂之文學、質學。質學，東人又謂之科學，凡人類應有之智識悉具于是。學校用者謂之教科書，程度之高低，則隨學校之大小而異。不明普通學，不能學專門，欲求專門之大成，則普通學之程度亦須隨之提高?！?/p>

最后還開列了普通學的一些書目，其中有：算術、幾何、代數、地理、歷史、地質、理化、生理、博物、政治、經濟、法制、倫理、教育等。

李端棻在主講經世學堂時，第一次月課讓學生寫論說文，就出題為“盧梭論”，且把自己所藏的《新民叢刊》上的盧梭傳記給大家傳抄閱讀。第二次月課，又出題為“培根論”，并且又把所藏《新民叢刊》中有關培根的傳記給大家抄閱。

李端棻積極傳播新學的言行，受到舊派頑固分子的強烈反對。當時，貴陽街頭出現了誹謗李端棻的竹枝詞：“康梁遺黨至今多，叫爾常將頸子摩。死到臨頭終不悔，敢將孔孟比盧梭?！边€有：“居心只想做奸臣，故把康梁分外親。此君曾被康梁誤，復把康梁再誤人?！?/p>

但是，時代潮流，浩浩蕩蕩，當時清政府在內憂外患的沉重壓迫下也只得繼續(xù)舉辦新政，包括改革官制、兵制、學制、獎勵工商等諸多方面。

1902年，貴州巡撫鄧華熙奏請將貴山書院改為貴州大學堂，并下令各府設中學堂，各縣設小學堂。于是，貴州掀起了規(guī)模宏大的辦新學熱潮。李端棻也在其中發(fā)揮了重要的倡導作用。

1902年，李端棻與于德楷、樂嘉藻等人創(chuàng)立了貴州第一所公立師范學堂———貴陽公立師范學堂。此學堂于1935年更名為貴州省立貴陽師范學校，1957年更名為貴陽市師范學校。2007年并入貴陽學院。

1906年，李端棻與任可澄、唐爾鏞、于德楷、華之鴻等創(chuàng)辦貴州省第一所公立中學———貴州通省公立中學堂。此學堂于1950年由貴陽中學等幾所中學合并成為貴陽一中。

同年，李端棻與唐爾鏞、任可澄、華之鴻等人發(fā)起成立貴州教育總會籌備會，對近代貴州教育的發(fā)展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據2004年出版的《貴州教育史》記載：“從1897年改革學古書院開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在貴州取得勝利，據不完全統(tǒng)計，全省共辦起各類學校700多所（《貴州省志·教育志》據民國《貴州通志》的統(tǒng)計為683所，近年搜集到的資料，已超過700所），其中小學堂658所，中學堂14所，師范學堂及師范傳習所19所，高等學堂6所，實業(yè)學堂12所。此外還有軍事性質的軍警學堂5所?！?/p>

李端棻回貴陽后，一直關心教育。1907年他雖年逾古稀、步履艱難，但仍由人攙扶巡視貴陽的一些學堂，并竭力捐資助學，并將“遺產”銀子命養(yǎng)子李葆忠捐贈通省公立中學堂。

他去世前數月，還給流亡在日本的梁啟超寫信說：“吾年雖逾七十，志氣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猶將從諸君子之后，有所盡于國家矣?！爆F在讀起來仍然十分令人感動。

1907年11月17日（丁未年十月十二日），李端棻逝世，享年75歲。如今，與近代教育家李端棻相關的遺址遺存猶在，亦為后人憑吊。

（作者劉宗棠系貴陽學院教授；譚佛佑系貴州師院教授；梁茂林系貴州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