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親人死于鼠疫 對日索賠奔走20年

細菌戰幸存者徐萬智：我怕受害者都去世后，這段歷史沒人知道

今年77歲的徐萬智是常德市日軍細菌戰受害者協會常務副會長。他算是協會中年紀較小的，很多成員都已80歲以上。76年前，日軍在常德投下鼠疫菌，他一家5位親人喪生。從1997年開始，這位古稀老人開始了長達20年的訴訟，走村入戶，起早貪黑，搜集日軍細菌戰的罪證。讓徐萬智擔憂的是，20年間，參與對日細菌戰訴訟的原告已有2/3去世。“我怕等受害者全部去世了，這段歷史就再也沒人知道了。”

文、圖 / 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肖歡歡

熟悉徐萬智的人都說，“老徐在協會中是最賣力的，70歲了，在田埂上比小伙子跑得還快。”徐萬智原籍常德漢壽縣聶家橋鄉雷家坡村，距離常德市區十多公里。

一年內5位親人死于鼠疫

當時，他父親兄弟二人，家里一共有12口人，徐萬智是三姐妹中最小的。父親徐明哲經常販米到常德城里賣。但萬萬沒想到帶回來的卻是一場災難。

1943年春天，父親挑米到城里賣，回家后就忽冷忽熱，高燒不止，后來逐漸神志不清，還不停抽搐。家里人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到處求醫。土郎中開了兩副中藥，但沒見好轉。過了兩天開始屙血，脖子也腫了，渾身起疙瘩，前后過了四五天，父親就去世了。父親死后，二伯家的哥哥徐萬勇和奶奶不久也發病去世了。

一家人完全沒有意識到是感染了細菌。1944年，徐萬智11歲的哥哥徐萬成接著發病，不久就離開了人世，死的時候嘴里冒著血泡，臉烏血。“這時，全家都病倒在床，動彈不得。鄰居和親戚找了幾塊破木板釘了個木匣子，把我哥哥抬出去埋了。”到家中參與抬尸的人，后來全都染病死了。

“道士都不敢來，怕染上瘟疫。”雖然過去了70多年，徐萬智對當時的情形記憶猶新。“當時農村迷信，也沒有藥，說這個人的魂掉了，去喊魂。晚上，家家都去喊魂，山野間，到處都聽到村婦一邊哭喊著親人的名字，一邊撒紙錢。”

父親死的時候還有棺材。等到二伯死的時候，家里連棺材都買不起，都是賒賬。債主到他家討賬，把瓦片揭走，唯一的一頭耕牛也牽走了。徐萬智的祖父日夜哭，哭得眼睛都哭瞎了，母親也一病不起，不到半年，頭發都掉完了。嬸嬸和他的兩個女兒也病得奄奄一息。舅舅看到徐萬智年幼，就接去他家。但到了舅舅家，徐萬智也出現了一些鼠疫癥狀，后來舅舅給他吃一些草藥，才算撿回一條命。但多年后，他仍需要經常吃藥，身體異常虛弱，再也恢復不到正常人的體力。

“死晚了就沒人埋你了”

1941年11月4日清晨，常德城內大霧彌漫，早起的人們正在忙著各自的生計。忽然，一陣刺耳的防空警報傳來，城內居民紛紛像往常一樣躲避空襲。空襲警報一直到下午5點才解除。人們發現，日軍飛機沒有像往常一樣扔下炸彈，它只在上空盤旋了3圈，撒下了一些破布，爛棉花、谷子、麥粒、黃豆等36公斤重帶鼠疫的跳蚤，然后，飛機往石公橋方向飛走了。

當時的石公橋是湘西各縣的物資集散地。各地客商把米谷、棉花、布匹、鮮魚運到湘西，把藥材、土產運出去。就在日軍投下這些谷子和布條后不久，經營食品、布料的地方就多了很多死老鼠，特別是賣肉、魚、糧食的商鋪里。“白天老鼠看到人卻跑不動，毛發豎立如箭，眼睛發紅，看起來十分恐怖。”

小鎮的繁華加快了鼠疫的爆發。魚檔的老板張春國一家6口，不到半個月全死了，另一位開魚檔的丁常發，一家12人不到兩天就死了11個，他兒子到外面讀書才得以幸免。

當時天天都在死人，先死的用棺材抬去埋，棺材用完了，就改用門板，最后連抬尸的人都找不到了，就只好先挖一排坑，死了就用竹籃挑去埋，有的坑里埋四五個人，最多的一坑埋了8個人。“有不少患者的親人對患者說，‘你快點死吧，死晚了恐怕沒有人埋你了。’還有人感染了鼠疫，怕拖累家人，自己服毒自盡。”徐萬智說。

常德縣長嶺崗是當時從湖北前往湖南運兵的必經之地。在此地的王家祠堂，染病的壯丁一批一批地死去，附近有一片荒地，后被用來埋葬尸體。壯丁死得太多，荒地埋滿了，就往河里扔。“前后死了3000多名壯丁。后來，這一片晚上都沒人敢經過，說是冤魂太多。”

當時負責火化鼠疫尸體的是保安司令特務排的班長文國斌。火葬爐在常德大西門外的千佛寺，用舊磚在廢墟上砌了三座，爐高約3.5米，寬1.5米，深2.5米。上層是燒尸室的煙囪，下層是骨灰室。每天下午4點開始燒尸，第二天早上6點結束。每具尸體燒兩個鐘頭，用松木劈柴200斤。每具尸體都用舊棉絮或被單裹得嚴嚴實實，分不清男女，只有從長短才看得出是成人還是小孩。班長一聲令下，兩人將尸體裝入爐中，周圍放滿柴火，澆上汽油，點火后關上爐門。三座火爐發出黑色的濃煙，一陣風就將濃煙吹了下來。“一陣陣燒焦的氣味令人作嘔。”尸體太多，燒尸隊的工作人員每天通宵輪班，但燒尸爐不停。其中一座燒尸爐用了才兩個月，就燒塌了。“20世紀80年代，常德的部分村落依然發現有鼠疫菌。”徐萬智說。

對日索賠奔走20年

1996年，常德成立了細菌戰調查委員會，與浙江的受害者一起準備對日訴訟。1997年，常德市細菌戰起訴日本政府的消息傳開。徐萬智找到委員會，成了一名調查志愿者。他于1998年12月作為第二批起訴的原告起訴日本政府。

從1996年到2000年的5年中，徐萬智和同伴們走訪了100個鄉鎮，800多個村莊，寫出近2萬份材料，整理出13個縣70個鄉鎮486個村，總計起訴3709人，受害死亡7643人。“當時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一天騎行100多公里，起早貪黑，比小伙子還賣力。”

對細菌戰幸存者來說，那場戰爭并沒有結束。“如果作為幸存者都不發聲，還有誰來愿意控訴日本侵略者的罪惡行徑呢？” 1998年，61名常德原告出席了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的第一次開庭審理，經過27次開庭，2002年8月27日，法院宣布，承認日本對中國發動了細菌戰的犯罪事實，承認受害者人數是7643人，但對受害者不予賠償。2005年和2007年，東京地方法院兩次宣判均駁回原告上訴，維持原判。

但徐萬智沒有放棄。他前后4次自掏腰包到日本參加庭審，在東京高等法院外進行反戰宣傳，并在日本政府部門云集的霞關路舉行了示威游行活動，還受邀去早稻田大學，以“記史不記仇”為主題，給該校的日本學生講述日本侵華的真實歷史。“不為錢，只為求一個公道。我們要子子孫孫將這場官司打下去，直到日本政府低頭認罪。”

20年間2/3原告已去世

2011年，常德成立了全國第一個日軍細菌戰受害者協會。隨著幸存者歲數越來越大，徐萬智越來越有危機感。在他看來，協會最大的困難是缺錢缺人，很難開展活動，工作人員多數已年過六旬，許多年輕人不愿加入協會，寫材料、拍照片都找不到人。

協會負責日常工作的有5人，分別是會長高鋒、常務副會長徐萬智、秘書長丁德旺、常務理事易友喜和胡精鋼。如今，84歲的丁德旺和77歲的徐萬智年事已高，不再適合四處奔走。負責攝影的胡精鋼也已67歲，53歲的易友喜成為唯一能打理協會日常事務的人。除了42歲的高鋒外，他是最年輕的協會會員。協會也曾陸陸續續來了十幾個人，但鮮有人留下。

“現在形勢很危急，必須進行搶救性保護。”徐萬智提高了聲調，一連嘆息了幾次“快撐不下去了。”20年前與他們一同對日訴訟的61位常德細菌戰受害者，只剩21位在世，多數也都在80歲以上，臥病在床。7643位遇難者名冊和上萬份日軍細菌戰罪行的文字、聲像資料，因缺乏向社會展示的場館，只能長期寄存在常德市武陵區的檔案館。“我們最大的愿望就是建一個細菌戰死難者同胞紀念碑和紀念館。”徐萬智說。從1998年開始，每年11月4日就成了常德細菌戰受害者紀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