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著作權法執法檢查報告，較全面地反映了我國著作權法實施中的突出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是一項綜合工程，要見成效，顯非一日之功。筆者認為，首要任務還是修訂和完善著作權法。著作權法修訂千頭萬緒，明確修法目標是第一要務。

首先，要充分認識著作權法的復雜性。著作權法是知識產權法中最為復雜的一部法律。知識產權各單行法的起草工作，均起步于1979年。商標法和專利法相繼于1982年和1984年頒布。著作權法卻因涉及復雜多重的知識、技術、社會、利益，在改革開放初期，總體上還處于計劃經濟時期，種種關系千絲萬縷，可謂剪不斷、理還亂，立法參與者是在近乎一張白紙上，一邊學習，一邊調查，一邊研究，一邊設計，在憲法精神、法系選擇、立法原則、體系設計、法律框架、制度取舍、規范安排、利益平衡等一系列問題上都需要反復推敲，字斟句酌，精心拿捏。其間，相繼出現了近30個法律草案的版本，常常出現推倒重來的情況。眾所周知，連法律的名稱都反反復復爭執多年，直至表決通過之前的最后關頭才做抉擇，定下來稱“著作權法”。該法歷時11年，經人大常委會多次審議，直到1990年9月才得以通過。由此，我們可以想見，立法是一件多么復雜和艱辛的工作，著作權法尤其如此。

其次，應客觀認識著作權法的現狀。目前，我國已形成了以著作權法為基礎并與之配套的著作權法法律法規等規范群體，包括《著作權法實施條例》《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錄音制品支付報酬暫行辦法》《實施國際著作權條約的規定》等6部著作權方面的行政法規，以及10件部門規章和大量的規范性文件，最高法院還出臺了與著作權法司法相關的司法解釋和指導性文件。一些省市還制定了著作權方面的地方法規和政府規章。此外，我國還加入了《伯爾尼公約》《世界版權公約》《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等8個國際著作權條約。

再次，需將著作權法修訂放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思考。著作權法的修訂主要面臨兩個突出困難，一是上述以著作權法為基礎的駁雜的規范群體；二是因新技術以及社會和法律進步，特別是互聯網技術帶來的一系列應接不暇的新問題。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整體作為一個超大型經濟體，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再向后工業社會多重轉型的長期歷史任務。

因此，應將體系化確立為著作權法修訂的理性目標。修訂法律是立法工作的繼續。立法的不變目標就是提升法律的質量。與對個別新問題的單獨立法、單獨規范相比，整體化、體系化更是法律質量的集中體現，也是對一個國家法律理論、實踐經驗、立法水平、制度整合能力的真正檢驗。當下，著作權法規范群體駁雜，法出多門，體系化程度低，實踐矛盾沖突，是我國著作權法治整體程度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國著作權法自2011年啟動修訂工作，職能部門竭盡其力，著作權人千呼萬喚，社會公眾翹首期待，卻至今停滯不前。究其原因，就在于修法目標不明確。筆者認為，綜合國際、國內大勢，結合技術、經濟、社會和法律發展，應當把修訂著作權法的目標確立為——法的體系化。體系化可以把著作權法治整合為有機的系統，克服法出于多門，社會與法律實踐、執法與司法各吹各號、各唱各調的亂象，實現著作權法“質”的提升。如同一部汽車，若除了發動機、底盤和車廂外，座椅、空調、音響、電視機、安全帶等都是隨后追加進去的功能，如果它們都與汽車整體游離、各行其是，是何等的不便、浪費與不安全。體系化則將各種技術整合為汽車整體，既方便、舒適、快捷，又安全并且節約資源。同理，與增加追續權、孤兒作品等個別制度相比，將著作權法繁多駁雜的規范系統化，將其盡可能整合為自成系統的文件，上承民法總則，外接著作權法的國際條約。這可能是最理性、可行的修法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