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圖》是元代畫壇宗師、“元四家”之首黃公望晚年的杰作，也是中國古代水墨山水畫的巔峰之筆，被譽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該畫于清代順治年間曾遭火焚，斷為兩段。前半卷被另行裝裱，重新定名為《富春山居圖·剩山圖》，現藏于浙江省博物館；后半卷被裝裱后則定名為《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潛心書畫終有所成 八旬翁成就傳世名畫

《富春山居圖》為紙本水墨畫，和東晉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唐閻立本的《步輦圖》、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明仇英的《漢宮春曉圖》等畫作，一起被譽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黃公望（1269-1354），字子久，號一峰，江蘇常熟人，是一個頗為傳奇的人物，他的一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半生做吏，50歲以后做道士。黃公望小時候父母雙亡，成為一個孤兒，后來被過繼給一位被人們尊稱為“黃公”的老頭。黃公看他聰明伶俐，特別喜歡他，就說“吾望子久矣”，因此給他取名為黃公望，字子久。黃公望擅長書法、通音律、善詩詞，小時就有大志。南宋滅亡后，文人的地位一落千丈。直到中年，他才在浙西廉訪司當了一名書吏。后來上京到都察院，仍做書吏，經辦田糧雜務。他的上司張閭是個貪官，就在元朝恢復科舉那年，張閭案發，46歲的黃公望也受到牽連，被誣入獄。出獄后，黃公望心灰意冷，做了道士，改號“大癡”，從此云游四方，以詩畫自娛，并曾靠賣卜為生。《六硯齋筆記》中說，“黃子久終日只在荒山亂石叢木深筱中坐，意態忽忽，人莫測其所為”；《虞山畫志》說他“每月夜、攜瓶酒，坐湖橋，獨飲清吟。酒罷，投擲水中，橋下殆滿”。

黃公望的學畫生涯起步較晚，然而他繪山水必親臨體察，畫上千丘萬壑，奇譎深妙。其筆法初學五代宋初的董源，巨然一派，后受趙孟熏陶，善用濕筆披麻皴。黃公望擅長畫山水，多描繪江南自然景物，以水墨淺絳風格為主。黃公望在作畫之余，留有著述，如《寫山水訣》、《論畫山水》等，皆為后世典范之學。他的作品存世不多，如今留在世間有年代可考的畫作只有7幅，全是他70歲以后創作的作品，其中最好也是最出名的當屬《富春山居圖》。

《富春山居圖》是黃公望為和尚無用禪師所繪的，始畫于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于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完成，此時黃公望已經81歲。他以長卷的形式描繪了富春江兩岸初秋的秀麗景色：峰巒坡石，樹木蒼蒼，疏密有致地生于山間江畔，村落、平坡、亭臺、漁舟、小橋等散落其間。黃公望以清潤的筆墨、簡遠的意境，把浩渺連綿的江南山水表現得淋漓盡致，達到了“山川渾厚，草木華滋”的境界。董其昌評價《富春山居圖》說：“展之得三丈許，應接不暇。”此畫確給人咫尺千里之感，無論布局、筆墨，還是以意使法的運用上，皆使觀者不能不嘆為觀止。正如惲南田所說：“所作平沙禿峰為之，極蒼莽之致。”董其昌還曾說，他在長安看這幅畫時，竟覺得“心脾俱暢”。

黃公望在《寫山水訣》中曾介紹自己是如何創作的：“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于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之。”為了創作《富春山居圖》，他在“領略江山釣灘之勝”時，“袖攜紙筆，凡遇景物，輟即模記”。畫中所題文字表明，他為完成此畫而潛心觀察、揣摩費時三四年。

沈周痛失心愛名畫 竟憑記憶畫出仿作

1350年，黃公望將《富春山居圖》題款送給無用禪師，4年后，黃公望去世。《富春山居圖》有了第一位藏主，從此開始了它在人世間600多年的坎坷歷程。明朝成化年間，《富春山居圖》傳到“明四家”之首沈周手里。沈周也是文徵明和唐寅的老師。自從得到這件寶貝，沈周就愛不釋手，把它掛在墻上，反復欣賞、臨摹。當時，收藏家把自己收藏的書畫珍品拿去請好友、名人題跋是一種時尚，題跋的越多、越長，書畫作品的文化積淀就越深。沈周也把這幅畫交給一位朋友去題跋，沒想到那位朋友的兒子竟見利忘義，把畫偷偷賣掉了。一次偶然的機會，沈周在畫攤上見到了被賣掉的《富春山居圖》，他興奮異常，連忙跑回家籌錢買畫。當他籌集到錢返回畫攤時，畫卻已經被人買走了。沈周捶胸頓足放聲大哭，念念不忘這幅讓他魂牽夢縈的畫作，他愣是憑著記憶畫出了另一幅《富春山居圖》，他的仿作與原作在構圖等方面都驚人的相似。

傳世名作險遭火焚 被救出后斷為兩段

又過去了100多年，《富春山居圖》輾轉流傳到了明代大書畫家董其昌手中。董其昌晚年把它賣給了宜興一個姓吳的官宦世家。《富春山居圖》在人世流傳到此時，由于沈周、董其昌的極度推崇，已變成了人間寶物。《富春山居圖》在吳家流傳了三代后，傳到了吳洪裕手中。吳洪裕是當時著名的收藏家，他把這幅開創了中國山水畫新風格的傳世巨作視作珍寶，每天茶飯不思地觀賞臨摹。吳洪裕還不惜花巨資專門為《富春山居圖》造了一個樓，叫作“云起樓”，把樓中珍藏《富春山居圖》的那間房子取名為“富春軒”。

明亡清興之際，清軍南侵，為躲避戰亂，吳洪裕也不得不加入到逃難的人群中。他舍棄家中的金銀財寶以及其他珍寶和收藏品，隨身帶了這幅《富春山居圖》和另外的一幅《智永法師千字文真跡》。吳洪裕臨死前，實在舍不得這兩幅書畫，竟決定仿唐太宗李世民將《蘭亭序》帶入陵寢，將《富春山居圖》和《智永法師千字文真跡》燒掉，為他殉葬。于是，吳洪裕在彌留之際被抬到了院子里，他先是讓家人點火燒掉了《智永法師千字文真跡》，就在《富春山居圖》也即將付之一炬的危急時刻，圍觀的家人中猛地竄出一個人，“疾趨焚所，起紅爐而出之”，愣是把畫搶救了出來——他就是吳洪裕的侄子吳靜庵。為了掩人耳目，吳靜庵又往火中投入了另外一幅畫，用偷梁換柱的辦法，救出了《富春山居圖》。《富春山居圖》雖然被救下來了，大火卻在畫作中間燒出幾個連珠洞，這幅畫斷成了一大一小兩段，畫作起首一段已被燒掉，其余幸存的地方也布滿了火燒的痕跡。前段畫幅雖小，但比較完整，被后人裝裱后命名為《剩山圖》；而保留了原畫主體內容的另外一段畫幅較長，但損壞嚴重，在裝裱時為掩蓋火燒痕跡，特意將原本位于畫尾的董其昌題跋切割下來放在了畫首。因為這幅畫當年曾被無用禪師擁有，這段畫幅被后人稱為《無用師卷》。

乾隆皇帝不識真品 名作真跡反遭冷遇

1745年，一幅《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被征入宮，乾隆皇帝見到后愛不釋手，并且在6米長卷的留白處賦詩題詞，加蓋玉璽。沒想到第二年，他又得到了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一時真假難分。他一邊堅定地宣布第二幅《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是贗品，一邊又以不菲的價格將這幅所謂的贗品買下。他還特意請大臣來觀畫題跋，大臣們雖然有人鑒別出乾隆皇帝認定的贗品其實是真跡，但誰也不敢點破，而是紛紛附和，把真跡認定為贗品，編入《石渠寶笈》次等，乾隆皇帝還命令大臣梁詩正書貶語于此本上。后來有一種說法是：《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入宮后，乾隆皇帝其實也鑒別出了《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真跡和仿作的真假，但他在此之前一直把仿作當成真跡珍藏，覺得特別沒面子，因此在真畫上題字示偽，故意顛倒是非。

為避戰亂輾轉飄零 半幅名作落戶臺灣

1933年，日軍攻占了山海關，故宮博物院決定將館藏精品轉移，以避戰火浩劫。《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與近百萬件故宮文物一起，歷盡艱辛坎坷，行程數萬公里，由北京經南京輾轉運抵四川、貴州，抗戰結束后陸續運回南京，又于1948年底被運至臺灣。《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在臺灣每4年展出一次，每年只展出40天。由于真品收藏在戒備森嚴的庫房，媒體只能拍攝復制畫，復制畫價格也不菲。當年這批文物停放在上海期間，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著名書畫收藏鑒定專家徐邦達在庫房里看到了這兩幅真假《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經過仔細考證，他發現乾隆御筆批偽的那張實際是真的，而乾隆題了很多字說是真的那張卻是假的。于是徐邦達推翻了先人的定論，還《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一個真實的面目。如今，這真偽兩卷《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都存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共同見證著中國書畫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談。

破舊書畫竟是國寶 廢紙簍中找到題跋

吳家后人重新裝裱后的《剩山圖》，1669年被清初大收藏家王廷賓購得。此后輾轉于各藏家之手，長期湮沒無聞。再次面世，已是250多年后的1938年。1938年秋，上海收藏名家吳湖帆臥病于上海家中。一天，“汲古閣”古董店老板曹友卿前來看望他，隨身帶了一張剛購買到的破舊的《剩山圖》請他鑒賞。吳湖帆一看不得了，只見畫面雄放秀逸、山巒蒼茫、神韻非凡。畫上無款，僅書“山居圖卷”4字。吳湖帆捧畫品鑒良久，從畫風、筆意、火燒痕跡等處反復研究，斷定這就是黃公望的傳世名作《富春山居圖》的前一部分，不由得脫口而出：“亂世出奇跡，真沒想到300年后又能見到大癡道人的‘火中之寶’。”曹友卿一聽，知道這幅畫是寶貝，不肯轉手了。幾番交涉之后，吳湖帆拿出家中珍藏的商周古銅器，將這個殘卷換了下來。吳湖帆發現換來的畫作只是殘卷中的殘卷，連題跋也沒有。后來，由曹友卿再到原賣主處尋找，終于在廢紙簍中找到了題跋，恢復了畫作原貌。至此，《剩山圖》歸入吳湖帆的“梅景書屋”。解放后，著名書法家沙孟海在浙江博物館供職。當他得知《剩山圖》在吳湖帆手上后，內心頗為不安。怕一旦再遭遇天災人禍，以個人的能力極難保存下來，只有國家收藏才是萬全之策。于是，他多次來往滬杭之間與吳湖帆商洽，又請出錢鏡塘、謝稚柳等名家從中周旋。吳湖帆被沙孟海的誠心感動，終于同意割愛。1956年，《剩山圖》落戶浙江博物館，成為該館“鎮館之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