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臺北交通文教基金會主辦“行人過街看手機是否該取締”座談會。與會專家認為，對于行人過街看手機行為，采用“立法”規范與處罰，不但具有宣示性、教育性，而且是真正保護行人交通安全的作為。

過馬路玩手機、騎電動車看訂單、開車刷微博……越來越多的馬路“低頭族”，正成為道路交通安全的新生“隱患”。

重慶涪陵紅酒小鎮一紅綠燈處擺放了“不做低頭族、關注紅綠燈”警示牌，提醒市民在過斑馬線的時候不能玩手機，注意交通安全。 陳超 攝

對于駕車接打電話的情況，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六十二條規定，駕駛機動車不得有撥打接聽手持電話、觀看電視等妨礙安全駕駛的行為。

對此，有民眾表示，這些規定只禁止駕駛機動車的司機接打電話，但是對刷微博和朋友圈等行為并沒有明確限制，尤其對于行人玩手機問題，還存在監管空白，可以考慮采用立法的手段進行規制。

對于馬路“低頭族”，到底有沒有必要通過立法手段懲罰？

四川高揚律師事務所律師張洪：

現在“低頭族”出的事故多不勝數，不出事的時候沒關系，一旦出事就容易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對自己、對他人、對社會公共安全都是極其不負責的，在現行法律中增加對“低頭族”的管束十分必要。對“低頭族”立法，就像對公共場所禁煙立法一樣，雖然不能做到完全杜絕，但是可以凈化社會風氣。

目前，對行人過馬路玩手機如何監管還屬于法律空白，我國還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禁止這些行為，只有行人闖紅燈的時候才可進行執法。具體在立法時，可將“低頭族”分為兩類，一類是行人，一類是司機。對司機接打電話的情況，根據現有法律法規加以細化，比如確實無法避免的情況下，司機可以用耳機和免提接打電話，但對于刷微博、發信息、刷朋友圈等是絕對不允許的。同時，增加對行人的管束，在重要的公共場所，尤其是交通路口，對“低頭族”盡到警示義務，對違反者要進行相應處罰。

立法的難點是處罰力度不好掌握，執法也可能存在困難，對這方面可以慢慢進行完善。根據現階段的實際情況，不宜采用太嚴厲的處罰方式，以提醒、警告、罰款等方式較為合適。執法方面可以采用招募志愿者的方式減輕交警、協警以及管理人員的壓力。

網友熱評

@故鄉雪2010:現在“低頭族”實在太普遍了，口頭提醒對他們來說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也不可能做到單個糾正。如果想要引起他們的注意，就要采取更加嚴厲的措施，比如立法，才能達到效果。

@淺藍色的花：就現在的狀況來看，很多過馬路的“低頭族”根本意識不到身邊的危險，就算交警看到了，也不能硬加處罰，最多提醒一下了事，其余的就全憑行人自我約束，效果差強人意。

@未知的未來：“低頭族”認為自己不會出事，這都是抱著僥幸心理的盲目自大，但是走路時玩手機不僅對眼睛不好，同時也容易影響人們對周圍事物的感知力，以致于無法正確判斷周圍環境的安全性，這都是無法由自己意志力控制的，所以還是應徹底避免成為“低頭族”，才能真正避免由此產生的事故。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支振鋒：

國家要進行一項立法，需要調集大量的立法資源。目前在立法資源如此有限的情況下，應當盡量將好鋼用在刀刃上，將立法資源留給需要迫切立法的事項，而沒有必要占用國家的立法資源。如果這一條款通過，所耗費的執法成本必然十分龐大，其執法成本該由誰來承擔？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湛中樂：

對于“低頭族”進行立法沒有必要性，這是一種反應過度。立法不是萬能的，并不是任何問題都需要立法來解決。低頭族是一種社會行為，其管理方式不能完全依賴于法律，可以運用社會倡導、宣傳以及加強家庭、學校方面的教育等方式來進行。另外，能否通過立法來管住“低頭族”，也是要考慮的重點，要合理評估立法預期及其社會效應，盡量減少立法的試錯成本。不然制定一項無法施行的法律，只會降低法律的威嚴。

要立法就要明白什么是“低頭族”，這個界定一定得清楚，但現階段“低頭族”只是一個籠統的說法，并沒有統一概念，比如，低頭多久算低頭？低頭看手機或其他電子產品，還是包括看書看報等？在哪些公共場合算、哪些場合不算？這些都沒有明確界定，要立法是根本不可能的。

具體執法也會涉及到多方面的問題。首先面臨的將是執法人員配備的問題，執法人員要配備多少才能落實好這一規定，在什么地點、什么場合執法才合理？其次，在執法過程中，還要提取證據、調取錄像、開具罰單、保留資料等，這些都需要執法成本，一個執法人員尤其是有職責在身的情況下，有多少精力去管“低頭族”？最后，執法效果是否能達到預期也是值得考慮的，現在連行人闖紅燈都還不能完全杜絕，更別提“低頭族”了。

網友熱評

@My專屬幸福201:如果對“低頭族”進行立法，其性質應當是一部倡導性的法律法規，在執行上難免存在困難，取證難、固定證據難、處罰難等都會暴露出來。

@長安_西望中：有時候跟著地圖的GPS找路，就是需要邊走邊查看的，這樣也不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