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來,一個始終困擾中國史學界同行的問題是:中國史學尤其是中國古代史學有沒有自己的理論?有人認為,中國古代史學只是記述歷史而沒有理論。我個人認為,出現這種說法或者誤解,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以西方近代歷史哲學和史學方法論著作反襯中國古代歷史著作,這不僅是歷史時期的錯位,而且也抹煞了中西理論思維的不同特點。二是中國學術自身在反觀學術史時,多著眼于“史”,而較少自覺考察“史”中之“論”,尤其較少從系統性方面作出考察。

經過近二三十年來的深刻反思和細致考察,尤其是觀念的轉變,我們可以作出如下結論:中國古代史學擁有豐富的理論遺產,包括歷史理論遺產和史學理論遺產。在歷史理論方面,有《新語》《淮南子》《鹽鐵論》《人物志》《帝王略論》《帝范》《唐鑒》《唐史論斷》《讀史管見》《史懷》《讀通鑒論》等;在史學理論方面,如《隋書·經籍志》史部大序、小序,劉知幾《史通》,高似孫《史略》,朱明鎬《史糾》,卜大有《史學要義》,章學誠《文史通義》等。另外,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具有多種存在形式,如歷史著作中的史論、史評,獨立成篇的史論、史評,詔令奏議中的史論、史評,類書、目錄中的史論、史評,以及學人文集、野史筆記、私人信函中的史論、史評等。

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遺產還有歷代學人探索之連續性的優勢。這種優勢表現在歷史理論方面,如天人關系、古今關系、朝代興亡得失之故、地理條件與歷史進程的關系、政治體制的抉擇及其利弊、民族間的沖突與融合、歷史人物評價的原則和方法、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等。在史學理論方面,如歷史發展影響史學發展,史學的教育作用,史學對總結歷史經驗、積累政治智慧、啟迪人生修養的價值,修史傳統與傳承文明的關系,編撰歷史的主旨、內容及史學家的歷史觀、史學觀,史學家的自我修養意識和中國史學的信史傳統以及史學批評及其作用,史學發展規律等,均需發掘、梳理、總結和闡發。這種連續性的探索不僅使后人興趣盎然,而且顯示出永久的特殊魅力。

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該具有三個鮮明的特點:一是繼承性、民族性;二是原創性、時代性;三是系統性、專業性。這三個特點不是孤立的,而是密切聯系的:繼承性和民族性,說明是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原創性、時代性,說明是創造性的、與時俱進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系統性、專業性,說明是學科的整體性和專業性相統一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遺產進行認真總結和批判繼承十分必要。我們從中可以發現和判斷哪些已經過時,哪些還有生命力,哪些能為構建當代中國史學的話語體系所借鑒,從而體現中國史學的特色、風格和氣派。

70余年前,毛澤東指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種宏偉氣魄和遠大眼光已為歷史所證明。黨的十八大以來,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成為當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面臨的緊迫的歷史任務。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認為,從專業和學科做起,從繼承性、民族性做起,追溯歷史淵源,珍惜思想資源,探索理論優勢,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之路,必將越走越寬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