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跨進大學之門不久，我就知道了所謂“文學”并不是自明的存在。和很多文學青年一樣，當初之所以選擇中文系，是因為心里曾經有一個搞創作的夢，但真正上起文學課來，卻見絕大多數都是文學史、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但因原本陷到創作夢里就不很深，所以非但沒有感到幻滅，反而頓覺眼界大開：原來“文學”世界可以如此廣闊豐富，既包括文學創作，也包括文學研究。后來讀到章太炎的《國故論衡·文學總略》開篇那段話：“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更生出了心有戚戚焉之感。你看，章太炎不是毫不含糊地把研究“文”的學問稱之為“文學”嗎？

當然，章太炎所說的“文”，和我們今天所熟悉的以虛構性的敘事和抒情作品為主體的“文學”不同，他把所有著于竹帛的文字亦即所有的文字書寫皆視為“文學”，據許壽裳說，當年師從章太炎學習的魯迅就覺得“先生詮釋文學，范圍過于寬泛”。章、魯師徒之間這次關于“文學”的歧見，應該說是一件很有意思的文學史事件。魯迅聽章太炎講學是在1908年，其時他已經從仙臺醫專返回東京，決意從事文藝，并正在翻譯域外小說，其關心所在無疑主要是虛構性的敘事。而章太炎當然對已經漸成風潮的新文學，即以歐洲近代“文學”為模板的文學有所了解，或許正因為如此，他才去努力張揚漢語脈絡里包含范圍更為寬泛的“大文學”；其發論看似復古，用意實在創新，和魯迅一樣，只不過取徑不同而已。

“文學”內涵的伸縮變化，新舊嬗變，既是歷史演進之結果，亦與有志于文學者在一定歷史語境之中應著時代變化而提出的有關“文學”的構想或想象密切相關。那么，在今天的社會歷史情境中，我們應該怎樣想象“文學”？作為一個普通的文學從業者，在我看來，我們的文學應該是具有大氣象、大境界的文學。這里所謂的“大”，并不是指寫作的題材、主題或意象、情調，這些其實都不妨小，而是文學寫作者（無論是作家還是評論家、研究者）的關懷應該大。茅盾曾稱魯迅是“偉大的人文主義者”，文學寫作者應該學習魯迅，涵育陶冶自己的人文主義情懷，關切人生，熱愛人民，并由人及物，山川草木皆關情。中國文學本來即有這樣的傳統，且不說古代，即使在新文學譜系上，浪漫主義抒情杰作——郭沫若的《鳳凰涅槃》就曾高聲地贊頌“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的“自我”與“他者”的和諧，強調“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亦即人與萬物的交融。這顯然是對歐洲文藝復興以來那種把“人”尤其是“個人”推到特權位置的思潮的反省和解構，是我們應該繼承和發揚的“新傳統”。

構想“大文學”勢必涉及文學的邊界問題。眾所周知，由于現代知識和學術的分界，最終被普遍認可且已成為公眾常識的，是以小說、戲劇和詩歌等文類為主要內容的“文學”，而不是章太炎所說的那樣范圍廣泛的“文學”。內涵縮小，促使“文學”更偏重虛構性敘事或感性的言志抒情，要求文學寫作者更具有想象力和對語言的特殊感受力。而與此同時，狹義化“文學”又使從業者特別是專業作家的生活與知識范圍狹窄化。那么，文學寫作者的想象力和感受力從何而來？這幾乎是狹義的“現代文學”成立之后遭遇的普遍難題。盡管作家或詩人寫作時可以自說自話，但讀者閱讀文學作品總是有所期待，怎樣才能不辜負讀者的期待？不拘囿在狹義的“文學”硬殼之內，擴大知識領域和生活領域，有意識地改造作為寫作主體的自己，是一條必由之路。中外現代文學史上一些知名作家從文學之外的領域進入文學的經歷，是很好的先例。古人所說的“工夫在詩外”，在現代也仍然適用。

以上所說的“文學寫作者”，雖然主要是指作家和詩人，同時也適用于文學批評家（包括研究者）。現代文學的體制性特征之一，是批評家作為一個職業群體常規性地參與文學作品的意義生產。如果批評家不滿足于對作品發表膚淺的議論，不滿足做依附于創作者的寄生物，而是想通過對文學文本的闡釋表達有創造性的意見，努力汲取多學科知識，構建豐沛的主體同樣是必要的。作為以中國文學為對象的批評家，即使以漢語文學為對象，也應該充分考慮中國文學的多民族特性，考慮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關聯，努力在縱橫交錯的譜系上考察漢語文學。在此意義上，不妨說，現有的大學中文系的學科設置和課程設置，因大都限定在“漢語言文學專業”，還不能為此提供相應的條件。好在中外匯通和跨學科合作已經漸成共識，學科重組的實驗也在很多大學里施行，未來讓人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