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涉及高校學術不端的消息頻遭曝光，但仍屢禁不止。日前，福州一高校財會系的應屆畢業生就被曝出“論文查重幾乎都未達標準”，以致勒令所有人返校，接受專門指導。該校一名負責人回應稱，畢業階段，多數學生在外實習，故有“返校”一說，至于查重未通過的現象，他認為“很正常”。

但凡經歷過高校論文寫作者，應該對“論文查重”都不陌生，其全稱應為“學術不端文獻檢測”。一般而言，高校在正式檢測之前都會安排相應輔導，避免“踩雷”。而該校如此大規模的集體“中槍”，就算不全是源于惡意剽竊，恐怕也并非“不清楚學術規范”那么簡單。退一步講，即便是不懂規矩惹了禍，又何嘗不是“學術不端”的結果呢？

國內由學術不端而引發的學術腐敗問題，一直是教育領域的沉疴痼疾。曾經查重系統還不甚完善之際，不端行為往往由個人把關，主觀性強，漏洞巨大，不少鉆營者于是走上了抄襲、偽造這條“終南捷徑”。隨著查重系統的逐步完善，不端行為本應有所緩解，然而現實卻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論文寫作群體開始發展出更復雜的“抄襲”策略。一覽淘寶網店，售賣提前查重服務的店家生意興隆，還一并附送“修改秘籍”，或有償代筆通關。愈加嚴密的圍追堵截，不僅未能杜絕學術不端，反而讓“抄襲”進化為“變相抄襲”。

歸根結底，還是因為目前針對學術不端的防范仍是“治標不治本”。論文查重也好，對個別案例曝光也罷，也許能得一時之效果，但長期來看，依然是“有態度沒辦法”。試想，若用人單戶或學校對論文極度重視，凡有學術不端，寧可取消聘用、取締學位，還有人甘冒這樣的風險嗎？看似是寫作者個人的品德問題，實則背后映射出的卻是全社會對學術的不重視。

原則上講，學術論文寫作往往要經過文獻梳理、調查取證、數據搜集、推理論證等階段，是對寫作者思維水平和專業能力的集中反映。然而實際操作中，大多資料堆砌、草率推論、規范失準的論文卻也能輕易過關。社會用人，重在務實；而論文寫作，卻在“脫實向虛”，這自然又導致了學校教育和社會需求的脫節。尤其處在學校與社會過渡期的畢業論文，便成了可有可無的“雞肋”。當反映高校教育成果的論文逐漸淪為自娛自樂的“走過場”，當抄與不抄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誰還會在意學術不端的后果呢？

放眼海外，許多國家對學術不端之舉的懲戒，無不建立在對學術的極度推重之上。美國歷來以對科研的重視而聞名，對學術不端深惡痛絕，其一方面以嚴峻的法律手段打擊學術不端，一方面也賦予高校教育崇高的地位。德國同樣以重視治學著稱，不僅民間組織了論文剽竊糾察隊，專盯政客名人，普通的學術不端也將面臨法律的制裁。前些年，德國前國防部長古滕貝格、前教育和科研部長沙范等甚至因涉嫌論文剽竊而被迫辭職，可見其監督力度之勁。

國外的經驗當然可供借鑒，立法保障、民間監督都不失為行之有效的方法。然而要解開癥結，也應從國內實際著手，順藤摸瓜，批郤導窾。孔子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學術的問題，首先還得從學術本身尋找原因。唯當學術嚴謹，論文扎實，才可能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反映其思辨水平。也唯有學術成其為學術，才能得到社會各界的尊重，進而滿足社會考察的需求，而社會需求反過來又將促進學術的多樣、嚴謹和接地氣。

治理學術不端是個系統工程，不僅需要學界“咬定青山不放松”，在紛亂中不改初心，在急流中堅守位置，也需要依靠整個社會在制度建設、職業生態建設上步步為營，扭轉局勢。只有當高校教育與社會的聯系更加緊密，當學術和教育得到真正的尊重，不端行為才有不攻自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