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自皇帝而下，喜好文學，揭開了中國少數民族大量進行雙語創作的序幕，這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上的一大變局，中國文學史的多元并蓄局面從此逐漸走向興盛，尤其是他們的漢語文學創作，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一大特色和亮點，為發展和繁榮中國文學作出了較大貢獻。元明之際，契丹人完全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之列，明代以后史籍，幾乎見不到有關契丹的記載，契丹文學至此即告結束。不過，契丹作為一個民族雖然已經成為歷史，但其族群創作的文學作品卻在中國文學史上熠熠生輝、別具風格，值得我們重視和珍惜，并認真加以整理、繼承、研究。

近百年來，對契丹（Khita或Khitay）民族、語言、歷史、考古、民俗等領域的研究已成為國際性課題，對契丹大小字的解讀甚至成為世界“絕學”。但與上述領域相比，學術界對契丹文學的研究則顯得略微沉寂。從查閱文獻資料的情況看，截至目前，國內外沒有一本專門的《契丹文學史》著作；已經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著作，對契丹文學的論述也比較少；相關學術論文雖有一定的數量，但分量與影響仍顯不足。

契丹文學可分為口頭流傳文學、契丹語書面文學、契丹作家創作的漢語文學以及翻譯文學。綜合目前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大體可分為五類：一是契丹口頭流傳文學研究，這一研究近于神話傳說和史詩研究，主要有日本學者蒲田大作《釋契丹古傳說——薩滿教研究之一》。二是契丹語文學研究，主要有蘇聯學者B.C.斯塔里科夫《論契丹文學》、周惠泉《論遼代的契丹文文學》兩篇論文，其中斯塔里科夫的研究極有價值，他根據出土的契丹大小字文獻研究出契丹墓志詩的韻律和結構。三是契丹族作家研究，主要有王國維《耶律文正公年譜》和《耶律文正年譜余記》、陳垣《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異趣》和《耶律楚材之生卒年》、劉曉《耶律希逸生平雜考》、澳大利亞Igor de Rachewiltz《A NOTE ON YELV ZHU耶律鑄AND HIS FAMILY》等論文，以及劉曉《耶律楚材評傳》、日本學者飯田利行《大蒙古禪人宰相耶律楚材》和杉山正明《耶律楚材とその時代》等著作，在這些研究成果中，王國維和陳垣卓為大家，有拓荒之功；日本學者的研究角度新穎、爬梳詳細，發人深思；劉曉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多所開拓，亦有不少創見。四是契丹族作家漢語文學及翻譯作品研究。契丹族作家漢語文學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張晶《論遼代契丹女詩人的創作成就及其民族文化成因》和《耶律楚材詩歌別論》、別廷鋒《遼代契丹族文學概說》、查洪德《耶律楚材的文學傾向》、李軍《論耶律鑄和他的〈雙溪醉隱集〉》、白顯鵬和于東新《論金代契丹族耶律履父子詞》等；翻譯作品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陳重和米有華《試談遼代長詩〈醉義歌〉》、周惠泉《遼代契丹文文學的代表作：〈醉義歌〉》等。五是相關的文學史著作，主要有張晶《遼金詩史》和《遼金元詩歌史論》、羅斯寧和彭玉平《宋遼金元文學史》、黃震云《遼代文史新論》和《遼代文學史》、楊鐮《元詩史》等。這些文學史類著作雖然研究比較全面，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但其并非契丹文學專論，且未關注耶律鑄、耶律希逸、耶律希亮等許多契丹族的重要作家。

從契丹作家創作文學的特點看，第一，契丹作家多以對中國正統和中華文化的認同為創作思想基礎。略舉二例：第一例見于《遼史·耶律倍傳》，遼太祖欲祭祀有大功德者，大臣提議祭祀佛，太祖否定曰：“佛非中國教。”太子耶律倍曰：“孔子大圣，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十分高興，立即下令建孔子廟，并詔皇太子春秋釋奠，可見遼太祖與太子均認同遼乃中國之一部分，認同儒家創始人孔子及其思想。另一例見于《遼史·世表》：“故君四方者，多二帝（按，即黃帝、炎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書，遼本炎帝之后。而耶律儼稱遼為軒轅后。”《遼史》最初的史料來源是耶律儼的《實錄》，耶律楚材家族的耶律履、耶律鑄等人先后參與纂修，該書最終成于元代脫脫等人之手。既然契丹人稱自己為炎帝之后，可見他們完全認同自己華夏后代的身份。在很多契丹作家的詩文著作中，多以儒家思想為主導，著作詩文多求經世致用，且多秉持“天下一混車書同”的思想，遼代皇帝曾下詔“聽契丹人與漢人通婚”，以平常心看待民族融合，故其詩文往往不分彼此，民、漢作品思想內容并無差別。

第二，使用雙語進行創作。遼金元皇宮朝廷中官員的交流與交往、民間的交流與交往，必定是雙語狀態。《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的編撰者意識到了這一點，專門在《導言》中撰寫了《多語狀態》一節，認為：“在這些外族人中，那些親漢人的知識分子精英不僅經常不斷地學習用文言寫作的高深技巧，而且持之以恒地努力把漢文文獻通過翻譯介紹給他們的同胞。”從現存的契丹詩文來看，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部分出土墓志正面和背面的契丹、漢字雙語志文。

第三，女性文學成就突出。在中國古代少數民族文學史上，契丹女性文學可算是獨領風騷。查古代史籍，懂漢語的少數民族女性數量極少，能進行文學創作的，更是鳳毛麟角，這大約與她們缺乏學習教育機會有關。相比而言，契丹女性無論在接受藝術教育、漢語學習，還是在參與文學活動乃至創作方面，都更加開放和主動。在遼代契丹女詩人中，有兩位被寫入中國文學史教材，一位是蕭觀音，另一位是蕭瑟瑟。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評價說：“遼詩中最能見出特色，也最能動人心弦的當是契丹女詩人蕭觀音、蕭瑟瑟的作品。”尤其是蕭觀音，因其文學成就較高，1986年版《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于遼代作家中僅列其一人，能夠得到如此高的評價，可謂實至名歸。

（作者：和談，系新疆大學學報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