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提出這個命題時，似乎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在新的技術革命時代，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人們都是以追求高速度、高效率和快節奏為時尚。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從國際慢城聯盟的宗旨得到的啟示。自信息革命以來，隨著經濟和文化的全球化，人們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這不僅沒有給人們帶來美好的生活，反而使城市人口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不斷攀升。于是，1999年10月在意大利奧爾維耶托市誕生了國際慢城聯盟，它的宗旨是“以人為本，實現人居終極理想”。慢城聯盟如今方興未艾，已有24個國家的135個城市加入，似有席卷全球之勢。應該說慢城誕生絕非偶然，是對一切求快的反叛，這也應驗了物極必反的規律。如果說人們生活和公共社會節奏要慢下來，那么鑒于學術研究的特殊性，學術研究更需要慢下來，唯有在“冷環境”中，才能窮究宇宙的終極真理。

學與術之別

什么是學術？學術一詞，含義甚廣，早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就有多處提及。如果專指學問和學識的話，南朝梁何遜在《贈族人秣陵兄弟》詩中有：“小子無學術，丁寧困負薪。”南宋蘇軾在《十八阿羅漢頌》中也有詩句：“梵相奇古，學術淵博”。通常，人們都是把學術當作一個詞匯來理解和使用，權威的《現代漢語詞典》的詮釋是：“有系統的、較專門的學問。如學術界、學術思想、學術團體、鉆研學術”，等等。

其實，學術一詞是由學與術二字組成的，它們分別指稱兩種與學識有關的不同概念。梁啟超是清末思想啟蒙的代表人物，他于1911年在《學與術》一文中，第一次對它們作出了明確的界定，他寫道：“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真理者也；術也者，取發明真理而致諸用者也。”“學者術之體，術者學之用。”著名翻譯家嚴復也認為：“蓋學與術異，學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術者據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學主知，術主行。”兩位學術大師對學術的釋義是完全一致的，僅就學而言，與牛津高級辭典的注釋也是一致的，它的釋義是：“學術是與學校、學院有關的，學者式的、非技術或實用的，僅僅注重理論。”

以知識為基礎的科學是分類的，現代通常把科學分為三類，即基礎科學、應用科學和開發技術。既然科學是分類的，那么承擔科學研究的部門也應該是有分工的，一般地說，科學院和少數研究型大學是承擔基礎科學研究，工業技術部門是從事應用技術研究，而技術學院和企業則是從事技術開發研究的。這一模式，基本上得到國際共識。以德國為例，該國有兩個最大的學術團體，一是馬克斯·普朗克學會，下屬70個研究所，它們更重視基礎研究；二是夫郎禾費協會，下屬38個研究所，主要從事應用科學研究。它們的區別是什么呢？對此，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主席彼得·格魯斯給出了科學簡明的回答，他說前者是創造作為研究的知識平臺，而后者是在現有知識平臺上進行研究。簡單地說，基礎科學研究是回答：這是什么？這是為什么？而應用技術研究是回答：這有什么用？這有什么效益？

但是，縱觀我國科學研究的情況，各部門的分工并沒有這樣的清晰，以至于各大學相互錯位。例如，某些研究型的大學，卻提出要上經濟主戰場，花費極大精力從事應用技術研究，結果“撿了芝麻，卻丟了西瓜”。然而，另一些非重點大學，出于虛榮心的需要，拼命地向研究型大學里擠，自不量力的拼湊博士點，搞基礎科學研究，結果勞而不獲。我國基礎科學研究落后，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其主要原因是實用主義在科學研究中占據了主導地位，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基礎研究的重要性，以便趕上發達國家的學術水平。

浮夸是學術研究之大忌

20世紀90年代初，是我國經濟發展史上一個拐點，其標志就是追求GDP的指標。在高等教育領域，大學合并，學院更名，專科學院升格，大躍進式的擴招，一浪高過一浪，一直持續了近20年。大學中的科學研究，無論是論文或是專利，求多不求新，求量不求質，抄襲、剽竊屢禁不絕，身陷其中的既有校長、院長，也有院士、博士生導師，嚴重地玷污了大學這片圣潔的領地。一個好的學風，需要幾代人培育，而一旦學風遭到破壞，又將殃及幾代人。

中國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但是這個第一并說明不了什么問題，最根本的是人均占比。例如，中國科技研發人員8114萬人，雄居世界第一；科技論文連續6年世界第二，專利申請數量連續5年世界第一。其實，這些第一并不能證明一個國家科學真實的水平，更反映不出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一個鮮明的對比是日本，人口尚不到中國的十分之一，迄今卻已有22人獲得了諾貝爾獎，涵蓋物理、化學、醫學和文學多個領域，而尤為突出的是最近14年中，幾乎每年都有一人獲獎，就獲獎的速率已經超過美國。中國就相形見絀了，在科學領域僅僅只有一項生理或醫學獎。

就發明專利而言，雖然中國發明專利連續5年雄居世界第一，但是含金量究竟有多高？發明專利包括新產品、新方法，對產品的形狀、包裝以及外觀設計等，而我們在后者上居然占了60%以上。中國的一些大公司每年申請專利多達數萬件，這是商人們保護自己利益的作為，算不上有什么實質性的創新。據介紹，美國許多企業的主要盈利來自知識產權，產權交易每件是37萬美元，而中國產權交易的收入可以忽略不計，這就是我國專利的硬傷。

在文學創作中，也一味地追求短、平、快，一部電影三天殺青，一周寫出幾十萬字的“大部頭”，有些劇團一個月就拋出一部“鴻篇巨制”。我國電影年產量為六七百部，電視劇年產量為兩萬多集，每年出版長篇小說四五千部，但銷量如何呢？有不少作品，還沒有進入市場，轉身就進了倉庫。莫言是我國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獲獎作品《蛙》也僅僅印刷了20萬冊，這與那些世界名著動輒發行幾千萬甚至上億冊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去年6月，在上海召開了電影票房論壇，有人提出中國電影票房即將超過美國。對此，兩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李安是最有發言權的，他認為：“中國電影工業剛剛起步，慢慢來。我希望它是開始，而不是高峰，不要讓年輕人浮躁，電影工業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們必須冷靜地看到，在我國學術研究、文學創作、專利申請、出版行業、電影制作等領域，不同程度存在浮夸現象，其惡果就是粗制濫造。老子在《道德經》中有言：“輕則失根，躁則失君。”這就說明，輕浮和狂躁是學術研究的大敵，學術研究只能在冷環境中求索，應當治一治“虛火”太旺的病癥。我們應當看到，熱環境或群眾運動式的研究，只能導致浮夸和粗制濫造。學術研究要慢下來，首先是我們科學家、作家、發明家和出版人的心態要靜下來，倡導板凳一坐十年冷和十年磨一劍的精神，唯有如此，才能誕生傳世經典。

學術奇跡需要漫長等待

縱觀人類科學發現和發明的歷史，一切重大的學術奇跡，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什么是學術奇跡？我認為，能夠稱得上奇跡的，應當包括：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各一級學科世界大獎，創立顛覆傳統理論的科學學派，曠古絕倫的重大發現和發明，傳承百年甚至千年的學術經典著作等。顯而易見，這些成就的取得，絕非畢其功于一役而為，需要百折不回的持久求索。

就拿諾貝爾獎來說，據統計，在114年中，共有889人獲得這一殊榮，其中美國人占了四成。在這些獲獎的成果中，除了極少數是偶然幸運者以外，絕大多數都是皓首窮經的結果。例如，美國物理學家雷蒙德·戴維斯，對宇宙中微子的研究長達40年，于2002年才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200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又是3位美國人，他們的研究耗時10年，而且經過30年的考驗；2004年諾貝爾化學獎的獲得者是兩位以色列化學家，他們的研究經歷了長達35年漫長過程。又如，英國劍橋大學生理學教授羅伯特·愛德華茲被稱為“試管嬰兒”之父，他用20年的時間，經過反復試驗，終于培養出了首個試管嬰兒路易斯·布朗，但他于85歲才獲得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滯后了32年。

最近，媒體報道了世界耗時最長的5個科學實驗，其中之一是瀝青滴漏實驗，這是由澳大利亞物理學家托馬斯·帕內爾等人進行的。他們耗時85年，觀察到看似固體的瀝青也能夠流動。每6到20年會有一滴瀝青滴落，迄今只滴出了8滴，其間只發表了一篇論文。此項實驗的意義在于，物質的固態和液態是相對的，也是可以轉化的，問題是要找到他們的臨界點。這項研究獲得了2005年搞笑諾貝爾物理學獎，它的意義不在于科學貢獻，而在于對歷史文化的影響。實驗者們還計算出了瀝青的黏度，它是水的黏度的2300億倍，這個比值真堪為是天文級別的數字，僅此一點，就可以流芳百世。

在文學創作方面，也能體現“慢工出細活”的規律，急功近利只能出劣質品。例如，曹雪芹的《紅樓夢》寫作十年，審閱十載，增刪5次；司馬遷寫《史記》15年；李時珍撰寫《本草綱目》27年；徐霞客寫作《徐霞客游記》歷時34年；托爾斯泰創作《戰爭與和平》歷時37年；歌德畢其一生之精力，用60年創作了鴻篇巨制《浮士德》，等等。這類例子是不勝枚舉的，與當今中國的文學界某些急就章的作品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應當引起人們深刻的反省。

上述的事例都充分證明，學術研究貴在創造，而創造是從無到有的過程，是做出第一的、率先的和曠古絕倫的學術成果。因此學術奇跡只青睞有心人，他們應當是那些清心寡欲和安貧樂道的學人，只有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學術奇跡才會光顧你。如果有誰不愿意付出，那他就休想有收獲；如果沒有踽踽獨行的毅力，也休想有品嘗學術奇跡的人生況味！

（作者：劉道玉，系武漢大學原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