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石,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當前,我國實體經濟面臨外部經濟環境不穩定因素增多、資金過度進入虛擬經濟等挑戰,在發展中遇到不少困難;在中低端徘徊、內生發展動力不足等因素,亦導致一些企業抗風險能力弱、盈利能力下降。中央在2017年經濟工作部署中,已明確提出振興實體經濟的重大任務。如何糾正“重虛輕實”“脫實向虛”傾向,如何正確處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等,都是今后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

實體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

近年來,受全球經濟增速減緩、生產成本上升及利潤下降、虛擬經濟泡沫等多重因素疊加影響,我國實體經濟經營環境趨緊、下行壓力加大,出現了增長放緩、結構性矛盾突出、效益下滑等諸多問題。

首先,實體經濟增速下降明顯。從多項指標看,近年來我國實體經濟呈現出明顯的下行態勢。2015年全部工業增加值增速為5.9%,為1992年以來最低。2016年以來,規模以上工業增速雖呈現緩中趨穩的態勢,但絕大部分是非主營業務的增長,能否持續有待觀察。其次,實體經濟盈利能力大幅下降。隨著運營成本快速上漲,企業經營狀況惡化,虧損面不斷擴大,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再次,低端過剩、高端不足的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產業結構不合理、供需結構不匹配,特別是低端產能過剩與高端產品短缺并存的問題十分尖銳。近年來,一些新興產業也有產能過剩的苗頭和隱憂。同時,我國產業調整明顯滯后于需求結構升級,居民對高品質商品和服務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

造成發展困境的主要原因

造成實體經濟發展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擠壓加大。由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互動機制不健全、傳導路徑不暢通,大量流動性資金在金融系統內空轉,存在社會資本“脫實向虛”、企業“棄實投虛”的現象。特別是金融、房地產及其他虛擬領域的快速膨脹和過度投機行為,侵蝕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基礎,加劇了實體經濟的困境。虛擬經濟投資時限短、回報率高,吸引大量資本流入,造成實體經濟資金嚴重不足,實體經濟“失血”現象突顯。據測算,我國工業平均利潤率僅在6%左右,而證券行業、銀行業平均利潤率都在30%左右。與此同時,非金融部門杠桿率也在快速上升。據測算,2012年我國非金融類企業部門的杠桿率為106%,到2015年已超過140%。過高的杠桿率不但容易引發金融泡沫,導致金融利潤率虛高,而且吞噬了實體經濟資本。除金融領域外,我國房地產業的無序發展,也嚴重損害了實體經濟發展。由于部分地方政府長期過度看重房地產對GDP、財政收入的貢獻,甚至一度作為支柱產業加以支持,在寬松的融資手段支持下,不僅使房價嚴重脫離國情、超出居民購買能力,而且導致房地產形成較高的盈利能力與財富積累能力,誘導實體經濟資本大量涌向房地產,直接抬高了實體經濟生產成本,擠壓了實體經濟發展空間,導致實體經濟“空心化”。

二是實體經濟運營成本剛性上漲,進一步擠壓了利潤空間。隨著工業化迅速推進,支撐我國實體經濟30多年快速發展的傳統要素優勢正逐步減弱,要素價格持續上升,實體企業綜合生產成本快速上升。突出表現在:能源原材料價格漲幅明顯偏高;勞動力成本急劇上升,實體企業出現招人難、用人難、留人難的問題;企業稅負重,據測算,企業已繳稅金占營業收入的比重達7.8%,其中應繳增值稅占營業收入的比重達3.7%;融資成本高,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難已成為影響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三是實體經濟內生發展動力不足,這是造成實體經濟困境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現在:企業創新意愿不強,創新能力不足,由于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夠,很多實體企業根本不愿意進行原創性研發;人才短缺、研發投入少,核心技術和高端裝備受制于人,國際領先企業往往將銷售收入的5%以上作為研發投入,而我國制造業500強企業的研發投入只有2%左右;企業經營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創新有待加強,普遍缺乏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與新商業模式的推動;缺乏企業家精神,企業持續發展動力不足。

四是體制機制制約依然嚴重。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方面的市場化改革不完善,資源合理分配的體制機制尚未理順,各種門檻和壁壘猶存。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尚需改善,除制度性交易成本過高、私人產權保護不夠、法制環境欠缺、政府干預過多等老問題外,阻礙民間資本進入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仍然存在。科技創新體制不完善,政策落實不到位,社會氛圍和制度環境缺乏,難以激活實體經濟的創新活力。市場體系不完善,產業退出機制不健全,政府管制依然存在較強行政干預色彩,資源、產品和要素在區域間合理流動的機制尚未形成。

五是市場需求明顯減弱。外需持續萎縮與內需增勢放緩疊加、有效需求不足,也是造成實體經濟發展困境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明顯衰退,逆全球化和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全球貿易陷入低迷,外部需求總體偏弱。歐美發達國家紛紛提出“再工業化”戰略,呈現加速向實體經濟回歸的新趨勢,一些新興經濟體則加緊與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等領域展開國際競爭,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逆勢增長,使我國實體經濟面臨發達國家高端回流和新興經濟體中低端分流的“雙向擠壓”。另一方面,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國內市場需求約束明顯強化,內需疲軟已成為制約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關鍵瓶頸之一。

振興實體經濟的對策建議

一是加快體制改革,激發實體經濟活力。要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協同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攻堅,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加快營造商業氛圍、健全信用環境、優化政務環境、完善法制環境。要建立和完善公平競爭、公開透明的市場規則,打破地域分割和行業壟斷,加快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完善要素交易平臺,發展各類要素市場,促進生產要素在城鄉、地區、行業、企業間自由流動與優化組合,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要積極推動投融資體制改革,拓寬投資渠道,推動社保資金、保險資金等投資領域的多元化,加快發展股權投資基金,建立風險資產管理和資信評估制度;要加快壟斷行業市場開放步伐,積極推進壟斷行業和領域產權、投資主體多元化改革,支持社會資本參與壟斷環節的特許權競爭,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要大力推動民間投資,在政策和資源配置上要給民間投資平等的地位和待遇,消除各種隱性壁壘,鼓勵民營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保證民營企業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二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升實體經濟創新能力。堅持把科技創新作為引領實體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特別是要加快培育創新主體,集聚創新資源,打造創新平臺,完善創新體系,優化創新環境,推動科技創新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有機結合,依靠創新驅動實體經濟發展。加快建立起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完善融資、研發設計、科技成果檢測、咨詢等創業創新服務,實現科技同經濟對接、創新成果同產業對接;積極推動產業技術創新平臺建設,加快發展眾創空間、大學科技園、科技企業孵化器等創業服務平臺建設;深化知識產權領域改革,強化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同時,完善創新人才引進、培養和使用機制,造就一批科技型、創新型企業家群體,培養一批由科技人員、技術人員組成的技術創新群體。

三是加強制度建設與監管,促進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堅持對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一視同仁、統籌規劃,既要充分發揮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提升作用,完善虛擬經濟市場監管體系和制度建設,有序推進虛擬經濟各層次的發展,又要堅決抑制虛擬經濟盲目發展,防止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過度膨脹,尤其要防止資本過度流向虛擬經濟,造成實體經濟“空心化”。

要強化制度約束與規范,堅決防止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擠壓。其一,要加強股市監管,嚴厲打擊黑幕、投機行為,抓緊完善上市公司分紅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新股發行和退市制度。其二,要規范金融市場行為,建立統一監管機構,對金融衍生品實行集中監管。嚴格市場準入制度,完善市場交易和清算制度,加強法規與監管體系建設,增強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透明度。徹底整頓理財產品市場,打擊各種非法金融活動,加強對投資品市場交易的監測和監管,堅決打擊過度炒作行為。其三,要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制,大力推進住房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加快以行政性調控為主到以經濟杠桿調控為主的轉變,遏制投資投機性購房需求,減少房地產無序發展對實體經濟的擠壓。

要創新和改進金融服務,真正發揮其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其一,要加快構建多層次、多樣化、服務能力更強、適用對象更廣的多元化金融服務體系。積極推動金融業改革創新,實現金融行業從自我循環向服務實體經濟的轉變。其二,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構建面向中小企業的融資租賃機構和綜合服務中心。加強社會信用環境和征信體系建設,建立中小企業貸款風險補償機制、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風險補償機制。其三,大力發展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商業票據市場和金融租賃市場,充分發揮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引導資本流向那些發展前景較好的優質企業。要盡快取消“信貸規模管理”,賦予商業銀行在合規框架下的市場化自主決策權,進一步增強信貸供給能力,優化信貸投向結構,更好地滿足實體經濟發展需要。

四是進一步加大降成本力度,重塑實體經濟競爭新優勢。要加強各部門協同配合,建立健全工作推進機制,降低實體經濟成本,全力打好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人工、稅負、社會保險、財務、生產要素、物流等成本“組合拳”,全面減輕企業負擔。圍繞深化簡政放權,加快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降低企業生產要素成本為重點,加快水、電、氣等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要改變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加大財政體制改革力度,實現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相匹配,消除由“地王”催生的土地價格暴漲。加快構建扶持民間投資的財稅支持體系,通過財政補貼、稅收抵扣、貸款貼息、加速折舊等多種支持方式,提高實體經濟投資回報。以減稅為中心目的,將扶持“三農”的某些政策“移植”到中小企業方面,對中小企業“少取多予”。以拓寬融資渠道為著力點,推動設立國家產業投資基金,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開展涉企收費專項治理整頓活動,建立懲處機制和多種涉企收費維權機制。

五是加快新技術運用,促進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積極運用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加強新經濟與傳統經濟的深度融合,加快突破制約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研發設計、供應鏈管理、品牌培育、營銷等關鍵環節,加快實體經濟價值鏈升級、稟賦升級、載體升級。積極培育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發展前景好、容量大、效益高的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著力推動產業價值鏈由低端環節向高端環節深化延伸。要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技術,推動生產、管理和營銷模式變革,加快促進新技術和新興產業交叉滲透融合,推動基于網絡化、智慧化的多元產業“跨界融合”,積極培育新興信息技術與傳統優勢產業融合、新興信息技術與其他高技術產業交叉融合而衍生的新興產業和新興業態,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多形式、多渠道產業融合發展的新模式。采用數據和平臺新規則加快構建網絡化、智能化、服務化、協同化的“互聯網+”產業生態系統。要大力推動基于互聯網的制造模式變革,加快形成云端制造生態體系。推動制造業研發、生產、管理、服務與互聯網和智能技術的深度融合,推進產品、生產、裝備、管理、服務的智能化,提升制造業數字化、柔性化、網絡化、智能化水平,重構制造業生態圈。

六是積極推進國際合作,加快融入國際產業價值鏈體系。要把握經濟全球化的新特點,積極探索合作新模式,鼓勵外商投資實體經濟,加強與世界一流跨國公司的合資合作,尤其要吸引跨國公司在國內設立研發中心、采購中心、管理中心,充分發揮外資企業對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加快建立統籌協調機制,積極引導實體企業“走出去”,推動實體企業在境外開展并購和股權投資、創業投資、聯合經營,設立分支機構、研發中心、實驗基地,建立全球營銷及服務體系。鼓勵實體企業加快發展國際總承包、總集成,帶動包括裝備、技術、標準、品牌在內的產業輸出,培育“優進優出”新模式,引導國際產能合作向更大規模、更廣領域、更高層次發展,拓展市場新空間。

執筆人:費洪平、王云平、盛朝迅、徐建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