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印有“淺”有“深”。明人徐上達曾論朱文貴“深”，白文貴“淺”。深淺皆相對，如執筆之高低，不必過于刻意，“深”取勁健，“淺”取渾穆，各得其要也。

學書應通書論。其不外骨氣、神釆、趣味、寄情、學養、書如其人、通變、詩書畫印一體等內涵。“骨氣”論“形質”，為書之基本審美準則；“神采”與“趣味”則為“形質”所體現情感之外耀與內顯；“人格”“學養”則為書之精神延展；“通變”為作書實踐之根本規律；“詩書畫印一體”則體現藝之融通。書論各有所側，然皆相滲透，內在相聯，概言之，歸于“書內”“書外”兩面。吾人所求者，“書內”形神兼備，骨豐味足；“書外”入妙通靈，歸于文心也。

王陽明有詩句云：“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 識得規矩，知不規矩；識得通常，知不通常。由常到新，由俗至雅，皆如此也。

書畫流傳之廣，亦得力于民俗。春節懸掛之春聯、年畫、門簽、吉語、印章、壽桃、圣像等，無不與藝相聯。倘若化俗為雅，大有神奇之功也。白石老人善用民間智慧融于畫中，故得樸素之美。余在清華園曾觀吳冠中畫展，彩墨相間，其彩常用桃紅與翠綠，甚是好看，憶兒時于農村曾見壽桃上有此兩色，先生之色不正緣于民間！此化民俗為雅藝也。吾師風齋曾以民間瓷工隨手所畫碗底之印記引入創作，得邊欄與弧線之變，亦有慧眼也。

法國熊秉明先生有“書法乃中國文化核心之核心”語，此語既出，人多見議論。其洞察力過人，然過于寬泛，失之謹嚴。余展而論之：漢字乃中國文化核心之核心，書法乃中國藝術核心之核心。何也？粗而論之，漢字之“音”產生聲律之學，包括詩詞歌賦等；漢字之“形”產生字學與書學，包括形構嬗變、意象生成與書風演化；漢字之“義”生成中國哲學、文學、史學諸門類，皆吾國文化之神髓。故曰漢字乃中國文化核心之核心。中國之藝如書法、中國畫、篆刻等皆由書法筆法脫胎而出，形成用筆、用墨、用刀之結合，舉一反三，融而通之，故曰書法乃中國藝術核心之核心。吾人弘揚與傳播中國文化，當首重漢字；弘揚與傳播中國藝術，當首重書法。

藝重“曲致”而得“隱秀”。彥和云“文之英蕤，有秀有隱”，“秀”而得靈和之趣，如帖之清逸；“隱”而能含筋之力，如碑之樸厚。“隱秀”何來？由曲生致而得融通，一波三折，曲中可直，留中得放，非一味縱橫張揚也。

藝之精微而至通達。《禮記》之《中庸》有云：君子之道，辟如遠行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藝中幽微，非唯工密，實從尋常景處而常人視而不見處，得玄妙通達也。

易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淳。藝事一道，貴神思翱翔，筆墨得靈山秀色，而能煙云彌漫，得真淳之氣也。

曾讀《黃帝內經》之《素問》，論人體之理與藝密切相聯，山水畫之“皴”即一例也。皴法表現山石脈絡、紋理、向背之物理，進而拓展為意象，迷蒙恍惚間契入人之心智。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論種紅藍花有“令手軟滑，冬不皴”，知“皴”一詞初起于皮膚皺裂，后用于物態，進而用于畫法。東坡論書之氣、血、肉等，皆緣自人體也。

江南憶，最憶是揚州。揚州憶，最憶是南樓。余曾客揚州梅花書院三載余，梅影書香，最可珍重。書院建于嘉靖年間，歷甘泉山書館、崇雅書院名，雍正十二年馬曰管重建書院，延桐城姚姬傳主事，凌曙、劉文淇等一代學人皆出書院，聲名大振。同治五年，吳讓翁重題書院名。書院小樓南北兩座長廊相連，余所居者為南樓，習字作畫，讀書賞梅，不亦樂乎！念惜抱先生主院之功，故以“南樓”援為號。余齋名數種，最喜用此號，寄獨上小樓，與梅同瘦之心也。

作者：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所所長 朱天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