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口述史越來越受到學術界重視，通過口述訪談采集到的材料，作為史料的一種，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也逐漸呈現出來，并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

口述史料的獨特價值

口述史料最廣為人知的價值，就是可以作為文獻史料的補充。文字史料，包括官方文獻和民間文書，歷來是史家研究歷史的主要憑據，但畢竟很多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文獻記載或語焉不詳，甚至付諸闕如，也有些只是一面之詞，無法反映歷史真相。而且由于種種社會變遷和歷史動亂，導致大量檔案文獻的散佚流失，更是常有的事。當事人的口述，恰恰能彌補這些不足，對歷史上一些著名人物所做的口述在這方面的作用尤著。唐德剛為胡適、張學良、李宗仁等人物所做口述以及通過這些人物反映出來的當時歷史，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口述歷史的價值遠遠不止于此。它還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價值，這是由口述史的性質決定的。我們所說的“口述史”，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具有嚴格定義和規范的專門學科，它的產生和發展，與從20世紀初便已萌發，到50、60年代蓬勃發展，并在70年代達到鼎盛的“新史學”的發展歷程同步，是“新史學”孕育出來的產物。而“新史學”則是作為對傳統史學的一種反動而產生的，代表的是與傳統史學不同的一種新的潮流、新的范式。它把歷史學視為一門關于人、關于人類過去的科學，反對傳統史學局限于政治史的狹隘性；它主張史學研究應包含人類過去的全部活動，主張對歷史進行多層次、多方面的綜合考察以從整體上去把握；在方法論上，它倡導多學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鄰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而口述史恰恰在這些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首先是口述史“自下而上”的角度。口述史學提倡創立平民化的歷史，讓不掌握話語霸權的人們，包括社會底層的百姓、少數裔族群和婦女都有發出自己聲音的可能性，使這些人的經歷、行為和記憶有了進入歷史記錄的機會，并因此構成歷史的一部分。近年來口述歷史更進一步，不僅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人的行為，而且還把他們的愿望、情感和心態等精神交往活動當作口述歷史研究的主題。這不僅使史學研究的視角產生了根本變化，也使史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大大拓展了。

其次是口述史特有的“個人性”。就口述作為史料的價值而言，這一點甚至比第一點更重要。口述史是最具“個人性”的一種呈現方式。口述史以記錄由個人親述的生活和經驗為主，重視從個人的角度來體現對歷史事件的記憶和認識，這里所說的“個人”，可以是大人物，是名人，同樣也可以是處于邊緣的小人物。對于同樣的一段題材、一段歷史，小人物也會有自己獨特的個人感受，他們的人生受此事件的影響，未必就不如大人物、代表人物深刻。而且，那些不僅來自領袖人物、也來自平民百姓和少數族群口述的人生故事，使史學家得以從耳熟能詳的歷史事件中，發掘出許多以往被忽略的側面，或者為傳統官私方文獻遺忘的段落。它使人們可以觀察到冷冰冰的制度和結構以外的人性和他們的心態，這正是其他的史學研究方法難以企及而口述史特別擅長之處。

第三是獨特性。“新史學”提出要對歷史進行多層次、多方面的綜合考察的主張，力圖從整體上去把握它。但僅憑傳統的文獻和治史方法，很難做到這點，口述史卻有其得天獨厚的一面。通過口述，史學家往往能獲得難以在官方文獻中尋獲的珍貴材料，例如某場戰爭、某個事件當中個人的際遇、家族的移民史、親屬與家族內部的關系等，這都可以對長于宏大敘事的史學研究，提供必不可少的史料補充。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口述史學通過幾十年經驗的積累，已經走得更遠，從對往事的簡單再現深入到大眾歷史意識的重建，把關注的焦點從“真實的過去”轉移到“記憶的過去”的認識深度。口述史能夠在揭示歷史的深層結構方面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這點已為口述史學家所公認。

口述史料的整理與鑒別

對口述訪談成果是否還要進行整理，也就是說，訪談錄音的最終產品應該是什么樣子，這在口述史學界一直存在頗多爭議，這也是目前國內方興未艾的口述史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西方學者更多強調將訪談錄音作為原始記錄，保存在檔案館、圖書館，由于這些機構強大的檢索功能，這些材料得以被有關專家研究利用。但在我國，短時期內還不太可能做到這一點，更多的做法，還是要將錄音轉為文字，盡管這樣做對于保持口述史特性存在一些影響。本來，訪談時雙方的會話速度、被訪人使用的方言和標準語的轉換、他的語音語調，都包含著一定的意義，這是將訪談轉錄成文字時難以表現的。但是，口述作為一部作品，即使是學術性著作，也必須顧及文本的可讀性，如果通篇記錄都存在著各種口頭語、長時間的停頓、反復的斷續、重復，以及前后時序混亂等情況，讀者便會失去閱讀的耐心，甚至根本就無法讀懂。所以，將文字整理成為能夠為人閱讀的紙本書籍或者電子稿的做法，雖然存在諸多問題和缺陷，畢竟是口述訪談能夠發揮社會效益的重要一步。

如何將口述錄音整理成文字，還只是一個技術操作層面的問題，更深一步的問題則是，口述得來的材料是否具有真實性，如何判斷它的真假呢？

從理論上說，口述得來的成果，當然不是拿來就能用的史料，它更多反映的是個人對某種特定環境、特定歷史時期和歷史事件的記憶、理解和感受。仔細地辨別口述材料的真偽，應該是整理者的責任。事實上，我們對待文獻史料的態度，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如何鑒別口述史料的真偽，在原則上與史家對文獻的辨偽、校勘是一樣的，當然也有口述特定的一些要求。

首先，口述中往往會有太多或有意，或無意的記憶失誤，也會有有意的、無意的謊言，這樣的口述雖然也有保留下來以為后人研究的價值，但是作為訪談者，如果不認真反映做訪談時的特定環境、背景和被訪者的狀況，事后對被訪者提供的材料一放了事，不去核對、鑒定，任由這樣的材料保存下去，謬種流傳，甚至會為某些別有用心者利用，結果是為后人制造一系列混亂，這便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表現。所以，作為整理者，第一步的工作就應該將訪談的時間、場所以及被訪者的狀況一一作出說明，以便讓自己或者為別的研究者能夠了解訪談時的語境，以為下一步的分析做準備。

其次，整理訪談記錄的過程，也是發現問題的過程，許多第一次訪談時出現的空白、漏洞和誤解，往往在現場時難以察覺，而是在整理時發現的。發現這些問題之后，不能就此止步，或者不負責任地做出結論，歸結為口述史的不可靠性而了事，而應該進一步去考證、核實。核實的方法有多種，最常用的是進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多次的回訪。還有，是訪問與被訪者相關的人，譬如經歷過同一事件的見證人，或者被訪者的親人、朋友，請他們對同一個事件或同一個人物做出自己的表述，然后與被訪者的口述做核對，思考其中的差異是什么，又為什么會出現差異。還有，就是將口述材料與文獻記載互相參考，這在涉及某個事件或人物相關的大背景時尤為常用。只有經過這樣的反復考證，才能挖掘出隱藏在背后的真相，這是簡單地做些表面文章達不到的效果，也只有這樣，口述史料的真正價值才能夠體現出來。

雖然“大家來做口述史”目前已經形成一個熱潮，但口述的后期整理，卻是一個需要專業訓練的工作，與現場訪談相比，可能更為繁難艱苦，訪談的組織者應該努力加強對參與這項工作的人員的培訓。當前國內的口述史正在各個領域廣泛深入地展開，很多單位和個人積極投入到這項活動中，開發出許多極富意義的選題，參與者也為此付出大量人力物力，但有些地方和部門辛苦收集得來的口述史料堆積如山，卻無法被閱讀、傳播和利用，無法發揮應有的影響。日久之后，不僅會影響組織者和參與者的積極性，而且會導致口述材料的第二次流失，這是當前頗令人擔憂的一個問題。所以，提倡進行嚴肅認真的后期整理工作，已經迫在眉睫，也只有這樣，才能使訪談錄音能夠為人（包括專業人士和一般公眾）所用，口述史才能持久地開展下去，而不致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

作者：定宜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