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那是2003年深秋，我剛剛與瓷器干上，時不時地買一些清同光彩和民國新粉彩瓷器。那時在溫州藏家眼里是瞧不起晚清民國瓷器的，文人瓷價格非常便宜，一個月工資用剩余了，還可以買一兩件細路文房瓷器。

2004年，在溫州的一個小型拍賣會上，我看上了一件小器大樣的筆筒：胎薄釉潤，山水通景，幾行蠅頭小楷，一幅詩書畫印俱全的江南山水盡收眼底。當時拍賣的圈子很小(或許大家都喜歡逛地攤撿漏)，百來件拍品擺在那里，送拍人寸步不離地守在旁邊看護著，生怕被人偷走或惡意購買者“倒場”(貶低)后撿漏。那場景猶如上世紀八十年代機關大院里工會替職工充煤氣，大伙兒都放下手頭的活兒守著自己的空罐子一樣。

這件筆筒是一個年過七旬老人的舊藏，他見我駐足觀看，便在一旁介紹道：這只是民國“珠山八友”之一汪野亭在黃昏時分畫的。典型的民國細路文房器，剛才有好幾個人盯上了。我對文房的東西有一種天生的喜好，便上手端詳鑒賞，東西確實精到，畫面灑脫自然，遠山近水，意境悠遠。當時藏家都偏好“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對這路文人瓷的認識非常膚淺，遠不及現在這樣細分深入，研究漸成體系。這件筆筒的確精致，我盈握在手，端詳良久，不論畫風、字體及款式都與汪野亭有異，但器型、胎釉、彩頭等瓷器鑒定指標又準確無誤地指向民國時期。當時玩文人瓷的藏家收藏視野相對狹隘，淺絳只認三大家，新粉彩只收“八友”，而且“八友”中人物只認“二王”，山水只認汪野亭，花鳥只認畢伯濤和劉雨岑，等等。經過主人同意，我把筆筒拿到光線充足的窗口邊端詳：畫風屬于米氏山水，而且設色清麗高潔，通景畫片相當脫俗，與汪野亭的氣勢雄峻、高古蒼潤不屬一路，而且書法風格也明顯與汪野亭不同。所以此件筆筒不應是汪野亭在珠山于黃昏時分所作。

下午拍賣會上，這件通景山水筆筒流拍，但私下卻有幾個人要爭相購買，他們一副老江湖的樣子，在拍賣前說過這只筆筒是景德鎮新仿的。古董行少數人有個陋習：總是挖空心思貶低拍品，然后撿漏。我不與他們同流，預展時沒說過半句微詞，或許長相文質彬彬，所以得到老人的信賴，有時候人品比眼力重要，氣質比心計重要。最終我就以起拍價的九折(而且無需傭金)拿下筆筒。

這件筆筒入藏后，我曾經讓圈子里幾位藏友上手過，他們一致認為是民國時期典型的新粉彩文房，但是否出自“珠山八友”之汪野亭之手，他們也說不出一個子丑寅卯來，我也曾經查閱了大量“珠山八友”書籍，但都無果而終。

隨著互聯網+的迅猛發展，遍布世界各地的藏家們猶如一個村的“鄉親”，聚集在村頭的“大榕樹”下一起分享自己的藏品。我先后加入了雅昌民版和海內外多個古董瓷器微信群。享受著互聯網+所帶來的便利和快樂。

前年一個深秋的黃昏，我晚飯過后閑著沒事，把這件筆筒的圖片和相關疑問發于一個專門研討淺絳彩、新粉彩瓷器群，沒過幾分鐘光景，江西、河北、山東等地幾位藏家立即復帖，連連點贊。他們一致認定此筆筒系民國時期山水畫大師黃昏的文房精品。按照這一線索，我立刻查閱了近年來黃昏作品的成交記錄：北京一個專拍文人瓷器的拍賣行成交過一件雪景雙耳方瓶(成交價八萬多元);香港一著名拍賣行成交一套黃昏作秋景山水四條框瓷板(成交價一百多萬元);還有一件就是黃昏的蛋形水盂，與民國名家鄒潔、吳寄甄、丁景春作品，共四件文房器同為一個標的，也拍出高價;北京匡時拍賣的一件黃昏粉彩雪景掛屏，意境高遠淡雅，亦以六位數成交，現被上海云洲古玩城四樓一“珠山八友”大藏家收藏。

行內人常說古董是成人的玩具。一旦沾上便很難釋懷，因為打眼的痛苦和撿漏的快樂使人嘗遍人間的冰火兩重天。

打那以后我就開始對黃昏的研究，從一些零星資料獲知，黃昏是一位海上畫派的畫家，不屬于景德鎮陶瓷畫師系列，也不以此謀生糊口，但經常到景德鎮客串繪畫，聊發雅興，尤與汪野亭關系甚好，每到珠山，必與汪野亭切磋技藝。由于他不靠瓷器養家糊口，所以流傳下來的作品甚少，幾乎沒有應景之作，也不題吉祥頌語，禱安祈褔，他的山水畫風格是青峰高聳，云靄繚繞，表露出一種荒疏的高士情懷，這一風格雖不合民國社會的世俗，卻吻合了當時文人雅士們審美情趣，而且每件器皿均選用當時上好的瓷胎、彩料，令雅玩之人愛不釋手。

由于這寥寥十多字屬于蠅頭小楷，甚難辨認，十多年來對個別字面仍存疑義，為了體現一個藏家的嚴謹，我曾專門請教了溫州日報三十年前的故友孫焊生，沒過幾天，他便發來了筆筒的題款內容，并用蠅頭小楷特地為筆筒的木盒寫了題簽。

自從認識到這件筆筒的價值后，我時常想起那位老先生。我只知道他胃不太好，早年從銀行退休。有一次我專門提著兩盒福建朋友送的武夷山大紅袍茶到妙果寺去探望，可是店在人非，新店主說：五年前他就不開了，好東西都被人尋走了，剩下的一房子垃圾貨低價盤給了我。

古董的聚散總是令人憂傷和歡樂，每個藏家都是古董的暫時保管者，每一件古董也總會去尋找它的下一個收藏者。還是那句話比較點題：其實不是人在收藏藝術品，而是藝術品在收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