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邁入老齡化社會。截至2015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達2.22億,超過英、法、德三國人口之和。據預測,到2030年,中國老齡人口將增至4.18億,意味著每4個中國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
面對老齡化速度加快、規模巨大的嚴峻現實,如何讓當下和未來的中國老人老有所養,如何發揮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全民行動的合力,讓失能失智的中國老人老有所依、讓活力老人老年生活有品質,考驗著中國政府的智慧,也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戰略問題。
為此,10月13日,以“努力推進養老服務”為主題的第57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多位來自相關領域的全國政協委員、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在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下,就如何推進養老服務建言獻策。
為了充分做好此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的準備工作,今年7月,在全國政協副主席陳曉光的率領下,由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王巨祿、張世平任組長的“努力推進養老服務”調研組赴北京、天津開展了相關調研。
養老,政府不能承受之重
“我家一親戚70歲,想住到市里一家公立養老院,但托熟人得到的答復是,要等80年。”公立養老院一床難求,不僅是張世平委員的一句感慨,也是許多中國老人的一個心結:未來養老怎么辦?去養老院還是在家養老?
同時,伴隨張世平委員在調研中的這句感慨,調研組在實地調研中采集到的真實信息是:中國養老院床位供給量實際供大于求!
“我市民營縣鄉一級養老機構床位入住率大多不足50%。”北京市民政局一位負責人提供的信息,在調研組走進天津,也被該市民政局的相關負責人證實。
如何讓有限的公共資源惠及最需要的人群?在養老問題上,政府、市場、社會、家庭、個人,權責應是怎樣的關系?
“通過調研,我們得出的判斷是,在養老問題上,政府應由過去大而全的大包大攬轉向精準服務,明確政府應做的是保基本、兜底線、做好頂層設計政策框架。對于孤寡貧困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扶養他們是政府義務容辭的責任。”張世平委員在座談會上匯報了調研情況。
“我1992年去奧地利行醫,了解到歐洲國家的公立養老機構只收鰥寡孤殘的失能者。”作為專家參加座談會的天津市鶴童老年公益基金會常務副會長方嘉珂也建議在推進養老服務問題上,首先應搞清公共服務該養誰。
“目前城市社會福利性質的養老院里低齡、健康者充斥,這是不正常的格局。”方嘉珂的憂思,已進入地方官員的關注視野。
“對于那些失能失獨的老人,我們將承擔起對他們的扶養責任,讓這些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養。而對那些活力老人,我們要考慮的是,用好市場這雙手,在政府的監管指導下,發揮社會力量,來提升養老服務的效能。養老這件事,政府不能再大包大攬,也攬不起、攬不好。”北京市副市長王寧與調研組座談中談及的北京市養老服務工作思路,也成為雙周座談會上,與會委員和專家的共識。
“只有先厘清政府、社會、家庭、個人在養老問題中的責任邊界,養老問題才能迎刃而解。”計時華委員建議應調整公立養老機構的服務定位,確保政府兜底的困難對象優先入住養老機構。
對于占現有養老服務資源供給結構失衡很大一塊的農村養老院,岳澤慧委員建議首先各級政府要將農村養老與城市養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有必要出臺專門的針對農村養老服務與發展的具體扶持政策,在土地供應、資金補貼、稅費政策上給予足夠的支持,同時要在政策上明確向符合條件的老人發放高齡津貼。只有這樣,公辦農村養老機構才可能發揮起‘托底’作用。”
家庭養老永遠是養老方式的主角
“當前,有關部門應花更多精力關注家庭養老怎樣做,發揮居家和社區照護在長期照護中的基礎作用。因為不管是受傳統文化影響,還是從社會力量來看,家庭力量永遠是養老服務的第一支柱。”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在發言中提出。
“要搭建家庭和社區日常照顧與醫院的急性護理之間轉接平臺,使家庭、社區、醫院一體聯動為失能老人提供專業化的長期照護服務;要促進醫療保健、康復訓練、養生指導、心理關懷進家庭,提供定制服務。”計時華委員的這些思考,調研組在實地調研中,有的方面地方已經在開始有益的探索,有的方面已進入地方主管部門的謀劃運籌中。
在北京的調研中,調研組了解到,到今年年底,北京市的社區日間照料中心將覆蓋全市每一個社區,形成日間照料中心、社區驛站、服務管家三級網絡,天津市也將居家養老作為政府支持養老服務的主要方向。
“發展居家養老,理想的狀態是,政府、家庭、社會多元參與、多方共擔。應加強政府、社會、子女聯動機制建設。”魯安懷委員建議。
錢學明委員則建議要加強對于敬老愛老這一中華傳統美德的輿論宣傳,“社會發展帶來思想和價值觀多元化,孝道觀念逐漸淡化,厚葬薄養、重幼輕老風氣盛行。為了讓居家養老煥發新的生機,應發揮媒介的作用,大力宣傳新型孝道文化。”
用好市場這只手
個性化訂制的房間,如在大學校園般的各式選修課程,老人臉上掛著的幸福歡樂滿足的笑……
走進由天津市國旅集團興辦的天津市康寧津園老年護養院,調研組成員們被眼前祥和歡樂的場景所感染。這種由國有企業興辦的個性化養老機構的養老新業態,也被調研組認同。
在政府保基本、兜底線的養老服務大基調下,如何用好市場這只手,調動和發揮民間、社會力量的作用和才智,使其在豐富中國養老服務多樣化需求選擇中有所承擔?在10月11日剛剛結束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八次會議上,會議通過的《關于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提升養老服務質量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降低準入門檻,引導社會資本進入養老服務業,為廣大老年群體提供多層次、多樣化的服務需求,讓廣大老年人享受優質養老服務。
調研組在京津兩地調研中,也看到了地方調動社會力量充實養老服務的有益探索。比如天津市通過政府購買,引入民營養老院,將曾經閑置的社區服務中心,建成能提供各類專業服務的養老照料中心等。
座談會上,委員們也就這一議題做了集中建言。
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王永慶建議,可在京津冀打造互補互利的養老服務集群,鼓勵實力強的養老企業走跨區域的品牌化、連鎖化發展道路,聚力打造養老服務新模式、新業態。
孫太利委員則建議,可在財政實力較好的東部地區,采取“公建民營”模式建立養老院,以實現國有資本投資能力和民營資本運營機制的有機結合。
白鶴祥委員也認為,通過公建民營的方式,建立一些養老機構,是盤活國有資產、實現各方共贏的有益舉措。
來自澳門的澳門街坊總會理事長吳小麗委員用多年從事一線社會工作的實踐證明,社會組織參與養老服務不僅可以有效減低政府公共服務成本,而且是凝聚社會力量,發掘社會資源,靈活提供個性化服務的方式。她建議,進一步釋放從事非營利養老服務的社會組織積極性和發展空間。
推進長期護理保險規范發展
“建立社會化的老齡風險分散機制、健全經濟保障及服務供給相結合的長期護理體系將是未來我國老齡事業的核心內容之一。”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首席會計師馬學平委員的建言,也是調研中各方關注和呼吁的重點。
長期護理保險主要應對人們由于衰老而產生的失能風險、分擔因失能而產生的護理費用負擔。在“十三五”規劃中,已明確提出“探索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開展長期護理保險試點”,建立包括長期照護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相互銜接的政策制度。
調研組在調研中了解到,地方在這方面已開始積極探索。但在具體實踐中,因為國家層面目前尚未有一部統一的有關護理需求和護理保障的專業認證、評估標準,導致了地方實際工作中的裁定難。
“建議有關部門盡快制定一部全國統一的、與不同失能水平相對應的鑒定和護理服務分級標準。建議按照《日常生活活動能力評估量表》進行評估,劃分輕度、中度和重度三個等級的失能等級,并分別按照重度、中度和輕度失能程度所對應的護理服務時長,結合居家養老、機構養老和社區養老制訂服務標準。”長期從事保險制度研究的孫潔委員從專業的視角給出建議。
馬學平委員則建議將長期護理保險作為一項并行獨立的社會保險進行建設。“在資金來源上,初期可劃撥一定比例的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資金建立老年護理保險基金,并配以適度的財政投入和個人繳費。這樣可以不增加或不大幅增加各類繳費群體費用負擔、避免單純依賴醫保基金可能出現的醫保基金虧空風險,也可以為農村居民參加長期護理保險留出制度空間。”
馬蔚華委員建議可借鑒金融領域的“PPP模式”,創新開發一種“社會影響力債券”,為養老服務提供高效、精準的資金來源。“社會影響力債券項目以成果為導向,由第三方機構獨立評估項目效果,不成功不付費,這樣對于政府、投資者、養老社會組織及整個社會都是多贏的選擇。”
對于桎梏養老服務行業品質提升的老問題———從業者特別是護理員招聘難、技能水平不高、穩定性差,蘇華委員建議建立在職養老服務人員免費培訓制度,推動從業人員在職和崗前培訓制度化,對口專業畢業生從事養老服務要給予獎勵。
……
兩個半小時的座談會,時間很快走過。委員、專家們對養老服務如何有效精準優質供給的討論依然意猶未盡。爭相發言的背后是每個人心中的憂思和責任感,因為養老問題關系每一個人。會議雖然結束了,但每個人心中的這份期許、關注,獻出的熱度將長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