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今天（9月13日）有媒體報道說， 2015—2016年度全國120個城市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指數（PITI）于昨日在京發布。該報告顯示，在120個城市中，60分以上的城市僅有21個，占被評價城市總數的17.5%；一半以上的被評價城市得分低于50分；6個城市得分甚至低于30分；120個被評價城市的平均得分為49.6分。據報道，上述報告由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與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發布。該年度報告對中國環保重點城市的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狀況進行評價，共涉及“環境監管信息”、“污染源自行公開”、“互動回應”、“企業排放數據”、“環評信息”5個大項（含10個子項）。

從上述報告所評價的120個城市的分布來看，這些城市基本覆蓋了中國中、東部地區，而這些地區也恰是中國先發展和現今相對最發達的地區。如此廣袤的地域，如此發達的地區，其生態現狀、環境質量、污染控制如此糟糕，不得不讓人們思考中國人未來生存前景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

由中國先發展和相對最發達地區的環境評價結果，人們可以倒溯經濟增長、政治發展、社會演進的過程，由此檢討導致今日環境之果的增長途徑和發展方式，進而修復生態、改善環境，還中國人及其子孫一個可持續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當然，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此謂不易，并非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的害處還需要研究、尚未被論證，而是對應現今經濟增長方式的行政建構和治理方式還具有相當的慣性和剛性。尤其是如果現行的資源及其產出的分配結構不動、不改，則由此而分處在社會不同層級的人群，就會對生態和環境的評價產生不同乃至完全迥異的感受和認知，從而讓經濟增長沿著舊軌向前推進，進一步惡化中國人的生存環境。

最近一些年，由生態環境問題和污染控制問題而引發的社會騷亂不日有之。這說明，生態環境和污染控制已非單純的人口生存質量問題，而更進一步發展成為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而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對現今經濟增長方式容納能力的迅速下降，客觀上也給一些地方主導經濟增長的人以緊迫感。在許多地方，由此緊迫感所造成的“抓緊干”、“撈一把”、“過了這村沒這個店”的機會主義心理，又導致更加瘋狂、完全不顧環境后果的大干快上。

全民分攤生態環境后果的“公平性”，其實更加凸顯了經濟增長方式及其分配結構的非公平性。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那些以非公正甚至非法方式取得經濟增長的最大結果的人，可以經濟實力來規避地方經濟的不良增長方式所帶來的生態環境惡果，以海外置業乃至移民國外的方法一躲了之。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生態環境問題緊密關聯著社會治理方式問題。

有學者注意到，上述城市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指數報告連續發布7年來，相關環境信息公開及格的城市還僅僅停留在中國東部相對發達城市，中西部城市均未及格。而正像有學者建議的那樣，此中問題更在于，環保部應盡快建立自己的信息公開評估機制，進一步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環境信息公開制度的執行力度，進一步增加公開信息的真實度、可信度和可查驗度。

這其實也正如環保部有關官員對上述報告所做評價時所說的那樣，“及時、公開的向老百姓講實話、交實底，不但不會威脅到環境監管水平，實際上更能夠動員組織全社會的力量參與環保，讓環境質量改善有更強大的群眾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