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已近8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速僅為3.5%，低于危機前5年的平均值1.6個百分點。進入2015年后，全球央行的貨幣寬松馬力均有所減弱，但這并非因為各國經濟已完全復蘇，而是長期過度承壓的貨幣政策已近“黔驢技窮”。

無論是中國、日本還是美國，“流動性陷阱”似乎成了“通病”——無論如何釋放流動性，都無法進一步刺激企業的投資意愿、提升通脹。

如何夯實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的基礎、擺脫危機影響？如何把握科技進步和新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實現世界經濟新一輪增長？

站在歷史關口，全球都在尋找根本性解決方案。

2015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發表主旨演講，就當前世界經濟點明“藥方”：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作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2016年G20杭州峰會上，世界對結構性改革給予更多關注，并就應更多側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還是應更加注重中期結構性改革進行討論。

解決世界經濟難題 為什么是結構性改革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恢復乏力。此間，各國均采取了大量短期政策工具，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據統計，目前，全球已有六家央行實施了名義負利率政策，主要為了抵抗國內或地區內通貨緊縮，促進經濟增長，以及應對本幣升值壓力等。

但實際效果如何？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擎表示，多家央行負利率政策取得一定效果，但效果并不佳。比如歐盟、日本的通縮壓力仍然很大，物價指數在低位徘徊，對投資的帶動作用也有限。

歐元區有研究表明，寬松的貨幣政策，對真正投資的帶動作用有限，因為私營部門普遍預期未來需求仍會比較疲弱，資產回報率較低，私人投資意愿不高。

瑞銀宏觀分析師Beat Siegenthaler指出，實施負利率的國家政府仍然會繼續強調政策是有效的，但市場情緒并不樂觀，因為資產收益率太低，而且很多人預期資產回報率可能會長期保持低水平。

此外，美元從去年底開始進入加息通道，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的分化，疊加上流動性過剩的現狀，加劇了資本市場的波動。大量資金去追逐有限資產，使得日本國債等安全資產收益率變為負值。

貨幣政策的局限性愈發明顯。G20財長和央行行長們經過今年三輪會議，最后達成共識，貨幣政策將繼續支持經濟活動，保持價格穩定，與中央銀行的職責保持一致，但僅靠貨幣政策不能實現平衡增長。

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各經濟體和國際組織在運用宏觀經濟政策應對危機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應遞減，負面影響顯現，其深層次原因是中長期結構性失衡，全要素生產率減緩，收入分配不均和創新驅動不足。短期工具，如財政、貨幣政策空間有限，結構性改革共識逐漸增強。

阿根廷戰略計劃研究所所長豪爾赫·卡斯特羅認為，導致全球經濟復蘇疲弱的原因，既有周期性因素，更源于全球潛在產出下降、有效需求不足、結構性改革滯后等結構性因素。

“結構性改革是許多國家提振經濟的唯一政策選擇。”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樸東炫認為，許多國家的利率已處于非常低的水平，而政府債務依然高企。這使得結構性改革，如讓勞動力市場更加靈活或改革國有企業等，成為走出困境的唯一選擇。

中國行動助力全球結構性改革 為世界經濟描繪發展方向

對于中國來說，在經濟政策中，一直把結構性改革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了全面深化結構性改革的號角，確立了新的改革目標，明確了新的改革任務。隨著十八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的召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展開，富有新內涵的結構性改革再一次嵌入到我國結構變遷之中。

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針對當前經濟新常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戰略，并從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形成了“三去一降一補”這一具有重大指導性、前瞻性、針對性的經濟工作部署。

截至2016年7月底，中國煤炭去產能完成全年任務的38％，鋼鐵去產能完成全年任務的47％。按照進度安排，全年要壓減粗鋼產能4500萬噸，退出煤炭產能2．5億噸以上。

中國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重點任務，樣樣關系到存量調整，刀刀動的是既得利益。

中國政府已出臺一整套政策體系，確保去產能落到實處、見到實效、穩妥推進，確保轉型升級取得實質性進展。

與此同時，中國加大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改革舉措：簡政放權、國有企業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一系列涉及深層次利益調整的改革措施相繼推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進一步確立，政府作用得到更好發揮。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指出，目前看，改革總的效果是好的，經濟結構不斷得到優化。2015年，中國經濟中消費占GDP比重達到66%，服務業超過55%，投資占比大幅減少，但社會投資特別是技術設備投資增長較快。這些改革措施使資源配置得到改善，就業比較充分，居民收入大幅提高。

在結構性改革釋放的巨大紅利和市場化改革培育的豐沃土壤中，創新活力不斷釋放。中國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創業投資集聚地。創新驅動下，中國與世界深度對接融合，信息、資本、人才等要素雙向互動、緊密聯通。

中國的發展描繪著世界的方向。與發達國家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后的發展歷程對比看，中國調結構不僅能產生助力經濟增長、提高產業效能等預期效果，還將在 “中國制造2025”所指向的高端制造業領域為全球經濟帶來新的增長需求，在關鍵時刻為穩定全球經濟作出巨大貢獻。

為合作找到“最大公約數”，推動結構性改革共識達成

近年來，G20作為全球經濟合作論壇，推出約800項結構性改革政策。然而，經合組織此前發布的報告顯示，國際金融危機后，各國雖然意識到深層次結構問題是危機的主要根源，但改革進程卻十分緩慢。

結構性改革會帶來緊縮效應，無疑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而緊縮效應可能加劇經濟下行。

中國擔任G20主席國以來，大力推動G20各國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在峰會召開前已就結構性改革議程進行“頂層設計”，確定了促進貿易和投資開放、推動勞動力市場改革、鼓勵創新、提高財政可持續性等結構性改革的9大優先領域和48條指導原則，并制定了衡量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指標體系。

樓繼偉表示，在整個經濟比較蕭條的階段，如果有空間，結構性改革要盡量選擇擴張性的、見效比較快的。在順序選擇上，減少政府管制見效最快，如簡政放權；有針對性的減稅，推行鼓勵創新的減稅政策效果也比較快。

當然，不同國家，結構性改革的內容也不一樣。對于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結構性改革主要在于增加創新能力，加快產業升級，減少環境污染和資源依賴，并且要提高國民收入水平，做大內需市場，盡快從出口驅動轉變為內需驅動。

根據今年第一季度的數字，消費對經濟的貢獻超過了60%，這也說明我國在結構性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G20正是吸收了我國的發展經驗，才把結構性改革寫入了公報。

世界銀行研究表明，一些國家改革受挫，主要由于執行決心和勇氣沒有跟上。政府做了決策，但改革政策不受歡迎，會受到既得利益的阻礙，如降低稅率、破除行業壟斷、減少公共部門的干預等。這個過程中，需要改革的制定者和執行者，能破除改革推進過程中的困難。

惟其艱難，方知勇毅；惟其磨礪，始得玉成。G20“中國年”已啟程，作為東道主，中國將繼續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中國智慧。中歐數字協會主席魯乙己表示，“中國不是世界的一個困擾或者問題，中國是世界的‘答案’。”（李珊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