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工商總局日前發布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征求意見稿）》備受外界關注。除涉及網絡交易、商業預付卡等具體領域規定外，引起爭議的莫過于第二條有關條例適用對象的規定，即強調其保護對象是“為生活消費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消費者權益，而“金融消費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以營利為目的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行為不適用本條例”。這被解讀為“‘職業打假’將不再受消法保護”。

這一條之所以引發爭議，首先是其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不一致，被認為是違背了行政立法的基本原則。此次的征求意見稿由國家工商總局牽頭起草，但“實施條例”的最終發布者將是國務院，屬行政法規。行政法規是行政機關將抽象法律進一步具體化的產物，因此在我國法律位階中是低于法律的規范性文件，且在行政立法原則上也必須符合上位法的規定精神。根據2014年3月15實施的“新消法”第二條，“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本法未作規定的，受其他有關法律、法規保護”。而意見稿中有關“金融消費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以營利為目的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行為不適用本條例”，則很容易造成誤讀，即把“職業打假”排除在條例保護之外，又把金融消費者包含其中，然而兩者都屬“營利為目的”，為何又“厚此薄彼”？

除了原則性的問題，該條規定的更大爭議，莫過于釋放出的將“職業打假”排除在法律保護之外的信號。“職業打假”是近年來頗受社會關注的現象，更有王海、劉艷清等長期從事此項活動者將之作為一種職業，進行公司式運作。“職業打假”飽受爭議，在于動機上屬“知假買假”，目的上雖起到了監督商家的客觀效果，但直接指向的是“賠償款”，有濃厚的“營利”傾向，甚至出現一些敲詐商家、收錢隱匿的狀況。就法律對“職業打假”的約束而言，相比于“新消法”第二條，意見稿的最大差異在于后半句，前者的“本法未作規定的，受其他有關法律、法規保護”，看似含混卻對“生活消費需求”之外的消費行為提供了法律保護空間，而后者則變成了意圖明顯的限定性排除，所以才會引起有關“職業打假”的聯想式解讀。

再從現實來考慮，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發布的《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司法解釋，“知假買假”至少在食品藥品糾紛中已經得到法律保護。同時，大量“職業打假”的勝訴案例表明，所謂的“營利性”消費行為舉證爭議非常多，只能由法官根據具體案件進行裁定，而不應該由行政機關進行非此即彼的限定。另外，至于具體到任何一起“職業打假”案件中，打假人是否有敲詐勒索商家行為，也完全可以通過訴訟雙方舉證，由司法裁決。由是觀之，即便是為了具體化一部法律，但行政立法，特別是進行基本概念界定和闡述原則時，也未必總是越詳細越好，該交給法律的就不妨留給法律，免得無意間“撈過界”。

意見稿第五條說，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因此要建立和完善政府監管、經營者自律和社會監督相結合的社會共治格局。“職業打假”能夠在長時間內存在，并非法律縱容的結果，而是客觀上說明在這個共治格局中，很多環節還沒有真正把職責落到實處。天下無假，才不會有“知假買假”。當三聚氰胺、蘇丹紅等沖過層層包圍放到人們餐桌上時，如果有人愿意以法律為武器幫消費者敲打一下，也總是好的吧。（張東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