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且不論普利茲克獎是否具有絕對的公允和代表性，也不去講威尼斯建筑雙年展能否反映最前沿的設計理念與潮流，僅從公眾對兩者的普遍知曉程度和其作為建筑明星制造機的效應來說，今年威尼斯建筑雙年展的紅人，當屬亞歷杭德羅·阿拉維納（Alejandro Aravena）。

年初，普利茲克獎提前啟封，將這個堪稱建筑界個人最高榮譽頒發給了亞歷杭德羅·阿拉維納。令他得獎的并非像前輩們那樣在城市中心炫目的單體建筑，也不是對材料技術的推陳出新，這個智利人拿著一套“只完成了一半”的保障性住房和對全球住宅危機的思考獲得了評委會的青睞。

不出所料，從2013年開始，除了去年的弗雷·奧托，其對輕型結構的貢獻得到評委會的一致認可外，伊東豐雄、坂茂、亞歷杭德羅的得獎，正在建筑圈慢慢醞釀起一場討論：帶有社會關懷的建筑是否就是好的建筑？建筑師意圖改變社會的觸手，最遠，又可以伸向哪里呢？

5月28日開幕，由阿拉維納總策展的第15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將這場討論升級到了最高點。秉承著他自己曾說過的“建筑師最大的挑戰應該是應對那些非建筑的問題——貧窮、污染、擁堵、隔離，并貢獻我們的專業知識”，這一場兩年一次的建筑盛宴呈現出了同雷姆·庫哈斯對歷史的反思截然不同的面貌，比起一場建筑展，觀眾更像在回顧一場盛大的全球“新聞聯播”，難民問題、災后重建、資本入侵，亞洲、南美、非洲，人們看到，建筑師沖向一個又一個“前線”，試圖用空間營造去應對所有災難。然而《東方早報·藝術評論》特派記者在威尼斯進行一周多時間的現場采訪后，想問的卻是：

第一個問題，他們是真誠的嗎？

第二個問題，這可能嗎？

白立方里的“前線”

2016年5月底的威尼斯還遠算不上旅游的旺季，但旅店幾乎一位難求。定在28日面向公眾開放的第15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事實上，25和26日都是面向嘉賓和媒體的預展，也幾乎是在這兩天，大大小小的國家館、平行展的開幕式也都同時進行。雙年展有兩個展示空間，軍械庫和綠城花園，兩地相隔10分鐘左右的路程，都位于城東南角。軍械庫和綠城花園中均有總策展人策展的主題館，65個國家館分布兩地，其中綠城花園中大都是參展已久的國家，有各自獨立的展示建筑，中國館則位于軍械庫的最深處。

由于受邀參加位于禪宮的平行展，住所自然在城北，要去往雙年展的展廳，必須要沿著臨運河的一條名叫Foundamenta Nuove的大街，再七拐八繞地穿越幾條窄巷和小橋，跨越大半城市才能到。快到主場館之一的軍械庫時，在一家小餐館門口的座位上看到正在用餐的王澍和張永和兩對夫婦，才開始意識到，威尼斯在這兩天的主題無關水城和貢多拉，而大約全球知名的建筑師，都在這里。

軍械庫直到1980年才開始為雙年展所用。在入口的第一個大廳，總計14千米長的鋁條被密集地懸掛在天花板上，有如達摩克利斯之劍，生生制造出前線的緊張感。而在四周，總計1萬平方米的廢棄材料被整齊地堆放形成墻體，這些全都是來自去年威尼斯藝術雙年展的回收材料。展廳四周放上了15個小屏幕，視頻回顧了第15屆雙年展從任命策展人到最終呈現的過程。

“建筑是——”成為阿拉維納最先用來迎接八方來客的主題。這既不是一個問題亦非依據陳述，而是啟發人們思考的開放式短句。

作為總策展人的阿拉維納對每一位參展的建筑師提出這樣的要求：在兩頁A4紙上表達自己的參展項目，一頁呈現內容，你所認為的最重要的建筑的前線和最亟待解決的問題是什么。第二頁，是呈現的方式，以手繪或手寫的方式表達。這兩張A4紙被以便利貼的形式貼在大廳的最初入口處，仿佛整個展覽凌亂卻又完整的目錄。

關于建筑是什么，阿拉維納本人的回答充滿溫情，“建筑是給人提供居住的形式”。

展廳中所呈現的許多建筑回應了世界性的危機：住房困難、自然災害、政治、移民問題、人口爆炸、經濟危機以及對基礎資源的保護。

難民問題是全球關注的社會熱點，自然也在雙年展上受到追捧。曼努埃爾·赫爾茨（Manuel Hertz）、德國館、荷蘭館等分別用不同的方式給出自己的關懷。

通常來說，難民在被一個國家接收以前會待在一個臨時的住所。這些住所在匆忙中建造，卻要承擔平均17年的壽命。問題在于，政府和國際組織很難為這種無法長期或永久存在的境況投入大量資金找到合理的理由，當然，也沒有人希望這個臨時性的情況變為永久的，所以說這些住所的脆弱反而是一種便利，但另一方面，也沒有人愿意住在質量極差的臨時房中。在撒哈拉沙漠西部，曼努埃爾·赫爾茨（Manuel Hertz）以及薩拉威婦女聯合會（NUSW）利用當地的經驗和材料，提出了“泥土帳篷”的想法。在這個項目中，帳篷是沙漠中最為典型的建筑形式，蘊含著傳統游牧民族的經驗，另一方面，易于獲得泥土兼顧對建筑質量的提升和建造的可逆性。也就是說，一旦難民營不再被需要了，這些泥土可以重回其本質。

德國館直面的是關于難民涌入后本國所面臨的城市和住房問題。在形式上，德國館將場館中四道門上超過48噸的磚墻從這座歷史保護建筑中暫時拆除，在展覽的近半年時間內，德國館將不會有任何可以關閉的門，以示意德國館是開放的，德國也是開放的。荷蘭館的策展人則展示了荷蘭在聯合國維和任務位于馬里共和國加奧一項個案研究。

與此一同展出的是一系列同策展人宣言的一樣具有相同溫度的設計：人性化、基于材料的、與當地環境相符合的。泥土、磚塊、木材、竹子，像是德國建筑師Anna Heringer在孟加拉國建造的黏土房子，或是在厄瓜多爾Al Borde Arquitectos所建造的茅草結構，還有王澍從浙江富陽文村帶來的瓦片。

在綠城花園中央展廳參觀不一小會，你就能看到占據一整個展廳的磚型拱。巴拉圭建筑師Solano Benitez 的“最易得的材料——磚和非熟練工”幫助他捧得今年雙年展的金獅獎。在巴拉圭，缺乏工業化的建造材料，但絕對豐富的資源，一是遍地的磚塊，二是勞動力。在發展中國家，建造工業不過是一項用來降低失業率的行當，因此決策者們往往更喜歡效率低下的建造系統（勞動力密集型）。代價就是建筑物的質量。Benitez運用設計降低由不熟練工人所可能帶來的質量問題。有時他會預制一些嵌板：在放置地上的磚塊之間澆上砂漿；有時他把磚塊“折疊”成能夠自我支撐的立體嵌板；有時候他又把磚塊當做手工測量的工具。所有的這些嘗試讓即便是沒有正式泥水匠訓練的人都可以進入這個建造行業。

策展人對這個項目的評價似乎很能說明整個雙年展所推崇的建筑師和建筑實踐：在地的卻又超乎想象的——“這種對無處不見的材料的應用從根本上來說是具有全球視野的，Benitez對結構的智慧，將非熟練工對一種毫不起眼的材料的改變變為了一項具有民主意義的實踐。這種實踐正是我們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所需要的。”

誰比誰高貴些

對于前線的理解，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的副院長李翔寧在評論雙年展時認為，其實前線報告大部分不涉及政治、社會的敏感話題，而是建造。在展廳參觀時遇到今年港深雙年展的中方策展人劉珩，她的感覺也是如此。“Front”是指什么，實際上是施工的前線，與直接落地相關。”

這樣的解釋也不無道理，被認為“平淡無奇”的金獅獎得主西班牙館“未完成”就是用簡單明了的建筑圖片堆積展示本土的多位年輕建筑師過去幾年在西班牙不同地區的實踐成果。這種平實的鋪陳就仿佛在一遍遍地強調著“我們正在現場這樣造著房子。”

在威尼斯展廳中被遙遠地域的各種項目充斥著的時候，一些來自國內的建筑師也發出了批評，港深雙年展的發起人之一、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城市與建筑設計處處長認為，雙年展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批判，而非建構。所有建構都發生在嘈雜的城市現場，而非燈光昏暗開著空調的室內空間。如果我們把美麗的建構作品拿來展覽，也許會預約觀眾，也許會觸發想象，也許會給媒體增加無數條新聞，但卻和推銷一件工業產品（比如馬桶蓋）沒有任何區別。城市，需要建筑師，展覽不需要。

不過，更多的批評隨后發酵。亞歷杭德羅·阿拉維納關于2016年威尼斯建筑雙年展的目標，至少像他所描述的“為了理解人們需要怎樣的設計來顛覆那些個人從集體利益中所獲得的特權”，簡直無可指責。但開幕僅僅幾個小時，網絡上就充斥著各種貶低的抱怨聲，稱這場展覽“崇高”、“說教”、“比你高貴些”、“真摯”、“打著道德旗號”、“對極了”（這些無疑都十分諷刺）。建筑師們的同情心遭到了最惡劣的反擊。

這種論調的根源來自于這樣一種想法，建筑本身并不如基礎設施、政策法規或是NGO那樣是用來面對全球不平等的有效工具，所以也不應該致力于此。同時，批評者表達出一種“回歸”的召喚，回到“建筑真正在行的是什么”上。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建筑師這種用實踐來體察痛苦的方式根本是無望的，還不如寄希望于說服那些權力的真正擁有者。

自由撰稿人Phineas Harper在《建筑批評》上發表了名為《比你高貴些》的文章，對于這種頗為冷酷的世界觀很是不屑。他認為，第一種論調雖然相當保守但卻始終如一。對它的擁護者們來說，建筑就是為付錢的甲方創造一些好看的東西，到此為止了。這種觀點幼稚又無趣，但它一直存在。第二種卻更為致命。它將一系列不確定的價值包裹在一種失敗主義的情緒中，即我們作為市民，所擁有的唯一權力就是在大民主之下的一點點參與。他們認為，比起不加嘗試，嘗試然后失敗更加糟糕。如果你不能幫助大眾的話，幫助一小群人一點意義也沒有。

他的觀點，恰恰是對阿拉維納本屆雙年展的有力支持，即人類進步不是被那些強有力的個人所作出的決策所左右，而是由不論左、右或者其他人的合力所形成的復雜的社會運動。也許暫時不能清晰認識到他們的作用，但政策的變化是由成千上萬參與其中的人的行動、論爭和態度所生發的。

關心窮人的才是好建筑

舉著理性批判大旗的領袖大概要數扎哈·哈迪德事務所的合伙人帕特里克·舒馬赫，早在三年前普利茲克獎接連頒給因完成“3·11”地震災后重建項目“Home For All”的伊東豐雄和以“人道主義”著稱的坂茂以后，他就有些不痛快，撂話“是不是以后得普利茲克獎或者是諾貝爾物理學家，都得加點人道主義才成”。他的想法代表了很多人的疑問：關心窮人的建筑才是好的建筑嗎？這種關心是否真誠？

《Dezeen》雜志的評論員Mimi Zeiger認為，也許對于這種“真誠”的對立面不是否定阿拉維納策展工作的社會和物質意圖，也不是否定倡導計算形式主義的技術可能，而是看看那些狡猾的、邊緣化、虛偽的一面，那些比“前線報告”更迫在眉睫的建筑假象。在軍械庫展廳英國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V&A）所策劃的展覽“脆弱世界”中，山姆·雅各布工作室（Sam Jacob Studio）用3D打印技術等比復制了法國加來的一個難民營帳篷，將一個帳篷單元的內部結構展示給觀眾。雅各布讓他的助理用以3D掃描的方式掃描了原帳篷，然而，等比復制的結果卻顯得粗糙而不精確。同樣的，當我們看到幽暗的軍械庫展館由于彌散的光柱而變得格外耀眼時，要記得這不是鄉村學校、難民營或廉租房的真實寫照，而只是通過黑暗磚房的現象性目眩。這些看似對真實的表現恰恰顯示了展廳中的我們對于遙遠世界的真實情況所不能達到的局限性。

“僅僅指出我們的境況根本上就是不真誠的。”阿爾巴尼亞館的策展人Leah Whitman-Salkin這樣說。

所以，是展陳的方式出了問題嗎？一方面，盡管1980年威尼斯建筑雙年展與藝術展相分離開始自成一派，其展覽和呈現的方式仍然延續了藝術展，另一方面，試圖在“白立方”中還原根本不在此處的真實建筑，看起來就像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相比之下，由Whitman-Salkin、Simon Battisti策展的阿爾巴尼亞館的“我為你留下了山”（I Have Left You the Mountain）則用民歌錄音的方式，來表達四處遷徙的阿爾巴尼亞人的渴望。

2013年，有45%的阿爾巴尼亞人生活在祖國之外。策展人沒有試圖復制這一真實數據，他們引入了10位作家、詩人和思想家就這一話題來進行創作，其中就有詩人Mourid Barghouti和建筑師Yona Friedman。這些作品被翻譯成阿爾巴尼亞語，由當地的歌手用民歌形式演唱，錄制在一個12英寸的黑膠唱片上，作為一個八頻聲道的聲音裝置在國家館中循環播放。這些膠片中的聲音傳達了一種發自肺腑的詩意，是那些傳統的建筑類裝置很難達到的。阿爾巴尼亞館的形態可能更加趨于藝術化，但它在媒介之間的精準轉換無疑抽象又迷人。

有意思的是，預展的第二天《藝術評論》記者在外圍展“理想家”的現場遇到了馬巖松，他透露了件讓人很感興趣的事。據說每屆的雙年展期間，都會有三個晚上，由三位當下如日中天的建筑師主持一場類似“暗黑俱樂部”的論壇。這個論壇沒有公眾，沒有媒體，每年的大方向是“反”雙年展主題，由主持人各自邀請嘉賓“夜話建筑”。馬巖松是今年的主持人之一，他邀請了當今世界上比較活躍的幾位70后建筑師，藤本壯介、丹麥BIG建筑事務所的比雅克·英格斯（Bjarke Ingels）、英國的鬼才設計師托馬斯·海德維克（Thomas Hetherwick），還有日本的石上純也。

他的論壇主題倒是沒有和今年的大方向針鋒相對，只是覺得自庫哈斯、扎哈、弗蘭克·蓋里之后，對時代有力量的批判性聲音似乎漸弱，建筑基本上進入了全商業的時代，但是在這個時代中，在世界各地，自發地有一群建筑師開始想要打破資本控制，回歸到自然與自由的境界。另兩場“暗黑小論壇”的主持人只知其一，正是帕特里克·舒馬赫，倒是讓人無限好奇他會就今年的主題做出怎樣的回應。

情懷能撐起一座好建筑嗎？

比起這樣溫和繞過主題的“另辟蹊徑”，另一種聲音的批評簡直則要犀利得多。“你問我威尼斯雙年展是什么？一句話：腐朽的建筑學精英。”

看到建筑圈內對雙年展的詬病日趨嚴重，回國后《東方早報·藝術評論》采訪了去年做出轟動一時的“水塔之家”的建筑師俞挺。在他看來，現代主義發展的幾十年來，從勒·柯布西耶到格羅皮烏斯，大家都在說這要關心窮人，建造了無數廉價的住宅經濟適用房，可是還記得1972年3月15日，在圣劉易斯布魯特-伊果（Pruitt -Igoe）炸掉的由山崎實在50年代設計的33座14層現代廉租房建筑群嗎？建筑師的人文主義關懷到頭來成為了貧窮的聚集地、罪惡的滋養窩。“解決貧民的痛苦問題，不是精英分子在大都市的辦公桌里拍腦袋想的，也不是懷著對遙遠悲劇的悲憫就可以實現的，要成為普遍的、群起而效仿的知識，才是問題的解決方式。你看現在有哪個參展的建筑師做到了？”俞挺這樣問道。

也許在軍械庫的舊船塢上的Makoko漂浮學校的項目可以為他的批評做一些注解。預展的兩天里，在去往中國館之前總會經過軍械庫的舊船塢，接連兩日都看到有建筑工人在那里搭建一艘類似小船一樣的結構。打聽之下知曉這是尼日利亞建筑師Kunle Adeyemi和他的事務所NLE所設計的一座漂浮的學校。尼日利亞當地居民很多以捕魚為生，建筑師Adeyemi就采用本地常見的細木和藍色塑料桶為材料，搭建了這個學校。因為經濟實用，又很好地展現了當地居民與水的親密關系，這個被建筑師原樣搬到威尼斯雙年展的項目被授予了銀獅獎。不過，獎還沒到手幾天，事情就反轉了，一場暴風雨掠過潟湖，這個被評委會稱作“充滿力量”的小學校，塌了。

雖然沒有人員傷亡，但是這個事件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于雙年展評獎機制乃至當下人們對于好建筑評判標準的懷疑：是不是只要有情懷、想法、概念就能撐起一個好的建筑？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孟加拉國一個NGO組織通過建造利用太陽能供電的船屋漂浮學校，保證了學生在洪水暴發、季風肆虐的雨季依然可以不間斷地上學。自2002年以來，共有近7萬名適齡兒童在這種新型學校中接受到了連續且完整的四年級以下小學教育。目前作為太陽能漂浮船屋學校的船只有20艘，在讀學生1600名。雙年展期間，甚至有媒體將孟加拉國的漂浮學校錯當成尼日利亞建筑師的作品發表，這讓俞挺有一些憤憤，“這么好的作品，惠及了那么多學生，在全國得到推廣，卻沒有人關注。事實上，那些精英們的家鄉情懷和社會關懷，是要說給誰聽呢？當地的居民，政府，還是回到大城市雙年展開幕式上觥籌交錯的這些來賓？”

包括策展人阿拉維納也難逃這樣的詬病，這位僅48歲的年輕建筑師并沒有很多建成的項目，即便是作為代表作的孔斯蒂圖西翁也還在建設中。《衛報》評論員就曾經對他嗤之以鼻，“阿拉維納有一些明星建筑師的派頭：高調的媒體曝光、行跡遍布世界、傳道士的生活方式、精心打造的外形、奇怪的發型，好像長途飛行后發型凌亂的乘客”——在公共場合談論建筑環境和建筑師的角色使它成為媒體追逐的對象。

有細心者指出，似乎是為了證明普利茲克大家族的正當性，本屆參展的得主似乎是歷屆最多的：王澍、福斯特、羅杰斯、安藤忠雄、卒姆托、坂茂、妹島和世、倫佐·皮亞諾等等。甚至于理查德·羅杰斯和倫佐·皮亞諾壓根兒都不在意本屆雙年展的調性，他們只不過把這個被譽為建筑界盛會的空間當做又一個展示自己代表作的地方罷了。

“建筑學推動人類社會進步有三個基本途徑，第一是創造前所未有的空間審美和場所精神，第二是通過技術實踐和技術進步推動行業發展，第三是通過建筑學思考具有對其他行業有推動作用的思想范式，或者將其他思想的引入推動建筑學內部發展。現在有一種捷徑，叫做用解決第三世界貧民的社會問題來作為好的標準，通過這種所謂捷徑推動所謂建筑學發展，給機會主義者造成可乘之機。”俞挺的話毫不含糊，“他們不愿意遵守既定的規矩，卻又想獲得規矩之外的權利，便建立了一個新的標準。這條捷徑無法驗證，或者說有很多含混性，他們就用情懷的遮羞布掩蓋蒼白的思想、形式的無力和技術的落后，來達成自己獲得建筑學權利的野心，只能說是一幫政客。”

國際竹建筑雙年展的發起者葛千濤也有這樣的評論，如今西方美術體制下的雙年展，“發動機”已顯老態，缺乏想象力，也談不上創造力，其方式更接近捍衛一種“古典”的行為，這一傳統體制更接近所謂掌握話語權的人們、利益集團或學術霸權們自娛自樂的派對或沙龍。

從意大利回到國內的一周多以后，在北京聽了一場帕特里克·舒馬赫的演講，演講中他沒有提及剛剛過世的伙伴扎哈·哈迪德，也沒有憤憤地與他向來討厭的“政治正確”據理力爭，一個半小時，他侃侃而談事務所這些年關于“參數化主義”理論的完善和實踐，并且堅信這套理論能夠實現未來可持續、自適的城市化的空間秩序和社會秩序。他用他的方式，實踐著另一種“關懷”。

Achdaily的評論員在雙年展后的評論中這樣說，我不是在開玩笑，這是第一次我想要再重返展廳好好看一眼的一屆雙年展。

也許關于動機和方法，我們還可以討論很多，但是對于觀者來說，不論緣由如何，這一點，我深以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