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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能住34億人新城,怎么想的?
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提供的數據,截至2016年5月,全國縣及縣以上的新城新區數量3500多個,這些新城新區規劃人口達到34億。這個數字,已經達到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半。
荒謬的數字,反映出城鎮化規劃的扭曲。中央就城鎮化問題在不同場合的表態,都表明中國城鎮化進程要以市場為主導,但是遺憾的是,中國以前的城鎮化行政干預色彩濃,導致目前這樣的結果。
城鎮化,本質是人的城市化,是人進入工業社會,由農民變成工人,然后生活水平也隨之進入工業社會,完成城市化。所以,城鎮化應該是以市場為主導的工業化的結果,而不僅僅是農民上樓。
目前一些三四線城市的新城發展過多偏重于住宅。根據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的研究顯示,云南某城市一個新區,招拍掛土地中,住宅高達74.63%,商業服務業設施項目只占15.53%,工業項目只有5.24%。這就意味著規劃中的工業根本不足以支撐住宅所容納的人口,這樣的城鎮化極有可能是空中閣樓,鏡花水月。
這樣的規劃,背后自有其動機。每多一個人進入城鎮化序列,與此對應的人均建設用地指標就多,這意味著當地政府有更多的土地可賣,潛在的土地出讓收益更多。土地財政的刺激下,各地紛紛增加人口規劃,也就不難理解。
規劃者未必對大局沒有認識,未必不知道缺乏工業的城鎮化只可能是農民上樓,但是,在土地財政、在GDP的刺激下,這樣的規劃出臺了。假做真時真亦假,在房地產熱潮之下,這樣的人口畫大餅規劃又反過來刺激當地的房地產市場的大發展。由此,去庫存,成為中國三四線城市亟待解決的問題。
目前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39.9%,而根據“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目標,到2020年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要達到45%。也就是說,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未來還要提高5個百分點,意味著將有1億人口要在城鎮落戶。與此同時,當下中國實行的是城市人口規模差別化調控,嚴控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放開、鼓勵農民到中小城市落戶。這就為中小城鎮擴大人口規劃提供了大的政策背景。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一些中小城鎮由于迫切希望加速發展,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標。
不過遺憾的是,規律就是規律,不以人為意志為轉移。相關數據顯示,中國農民工流向地市級以上的占70%以上,流向小城鎮的不到10%。這樣的流動是合乎規律的。
人口分布圍繞大城市的高度集中,是一個人類社會自組織的過程,本質上是各種市場均衡的綜合結果,但它在形式上,卻偏偏是高度偏離均勻的。比如,城市的人口、資金、物質的密度都大得多,這是偏離平均的。
這種偏離平均是市場的需要,因為只有依靠規模效應,才能更廉價的供應商品,不管是外賣、自來水、電話基站,都是如此。這種規律從城市擴展到地區也是一樣,即基于自然稟賦、市場等因素,人口的分布不是均勻的。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講究的是生產鏈上的均勻分配,必然在邏輯上導致地區經濟的均勻性。換句話說,平均才是意識形態上的“好的”。這必然使中國人更容易強調人口的均勻分布。今天我們聽到很多所謂各個地區要均衡發展,實際上要的不是均衡,而是平均。
但是,人口的分布從來都不是均勻的。
中國有一條著名的胡煥庸線,是上世紀30年代,由著名的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教授創制,即在中國地圖上,由東北至西南,從黑龍江瑗琿(今黑河)到云南騰沖作一直線,就是我國的人口地理分界線。以此線為界,約有94%的人口居住在約占全國土地面積42.9%的東南部地區,約6%的人口居住在約占全國土地面積57.1%的西北部地區。
國外的情況也是如此,美國人口3億,紐約占到美國人口2.7%;東京都占有全日本人口的10%,至于東京都市圈的人口高達3600萬,每三個日本人就有一個生活在東京圈的狹小范圍內。而中國有13億人口,北京的2100多萬,相當于中國1.62%的人口。
從這個意義上,34億人的規劃,與經濟規律、社會規律、人口規律不符,由此導致的巨大浪費應該引起深思。
□劉遠舉(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編輯:劉文俊
關鍵詞:新城規劃 34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