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警察槍殺黑人”引發族裔憤怒，而非洲裔槍手“定向報復”又讓警察們更警惕，這是個死結。

北美當地時間7月8日，一名槍手在美國達拉斯市示威現場向維持秩序的警察開槍，導致5名警察死亡，7名警察和2名平民受傷。如今，槍手真實身份被鎖定：25歲的非洲裔預備役士兵彌澤維爾·約翰遜，照他本人的說法，這是一起“冤有頭債有主”的“定向報復”。

槍手的仇恨，源自過去一周內接連有兩名非洲裔美國人在街頭被白人警察射殺，尤其是7月6日21時許在明尼阿波利斯所發生的一幕：當時非洲裔美國人費蘭多·卡斯蒂略因涉嫌交通違章被警察攔下，警察詢問“是否攜帶有槍支”時，他如實回答“攜帶但有合法持槍證”，隨后照指令拿身份證件準備出示時卻遭警察開槍、補槍致死。此事導致全美多座城市的非洲裔舉行抗議示威——而達拉斯市的“血腥示威現場”，舉行的恰是這樣一場示威。

近年來“白人警察槍殺黑人”的案例可謂層出不窮，較著名的包括2014年8月9日“弗格森事件”；還有同年的紐約“加納事件”、“鳳凰城事件”、“克利夫蘭秋千事件”……這些，都是美國長期存在的種族隔閡和彼此不信任的衍生問題。

盡管這種隔閡被“政治正確”的保護色所掩飾（如“黑人”一詞被改寫為“非洲裔美國人”就是“政治正確”），但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前面幾起白人警察射殺非洲裔的案例，事發地多是黑人聚居、治安形勢復雜的社區，警察及居住在附近“高尚社區”的其他族裔對這些社區產生了警惕，這又因社區的高犯罪率和美國民間槍支的泛濫而不斷產生心理暗示強化，最終導致部分警察一遇風吹草動就會感到“自身安全受威脅”。

但這很容易造成執法過當，乃至引爆集體性不平感，前述案例的司法裁決結果幾乎清一色對白人警察有利、對黑人受害者不利，則更強化了這種族裔憤懣。彌澤維爾·約翰遜的“定向報復”固然是極端中的極端，但非洲裔的憤怒是普遍存在的，否則就不會有同時在多座城市發生的示威游行。

然而達拉斯街頭的警察喋血，起到的作用恐怕事與愿違：這會令警察及同情他們的人更加堅信，他們當初對非洲裔的“提高警惕”、“加強戒備”是沒錯的。盡管他們多半仍會把“政治正確”掛在嘴邊，但一旦再度遭遇突發性事件，根深蒂固的心理暗示強化和保命本能，很可能促使其重蹈覆轍——這就是所謂的“安全死循環”。

看上去也是一名非洲裔的奧巴馬，這次又會駕輕就熟地將責任歸咎于槍支泛濫，還有在他看來造成槍支泛濫的“罪魁禍首”——不斷“搗亂”的共和黨人，并再次繞開諸如族裔問題、司法公正問題等更接近“中心”卻更敏感的暗礁。但這種“安全死循環”根深蒂固且成因復雜，即便認真重視也很難根治，何況諱疾忌醫呢？

□陳在田（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