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一則“最心酸兒童節禮物——母親偷雞腿給生病的女兒”的新聞，讓36歲的山東人劉燕成為焦點人物。報道刊發兩小時內，來自各地的愛心捐款超過30萬元，一天后，劉燕患有腎病綜合征的女兒大麗（化名）住進了南京軍區總醫院接受全面治療。“求求你們把我們的事向媒體報道。”同在這家醫院的內科52病區，王玉琴用渴望的眼神看著記者。這位來自安徽農村的母親和劉燕一樣，有兩個患嚴重腎病的女兒。

福禍所倚。恐怕當事人也難以預見，偷盜的“丑聞”結果卻成為轉折的契機，偷盜新聞很快讓自己“苦難的現實”被曝光，并獲得了最大化的社會同情，短短兩小時就收獲愛心捐款30萬元，確實緩解了燃眉之急，也讓同病房的病友“羨慕忌妒恨”，央求記者對外報道，也讓自己獲得“偷雞腿媽媽”同等的待遇。

不過，若沒有悲情的故事渲染，即便媒體報道了，也未必能獲得源源不斷的捐款。偷盜本是不齒的行徑，在道德上理應受到譴責，不過卻因為“迫不得已”的悲情，而獲得了泛濫的同情，這樣的結果，表面上看是社會愛心的強大，理應為此感到欣慰，然而卻暴露出社會道德的稚嫩與社會公眾的不成熟，并由此造成了倫理道德的分裂。有強大的愛心表達和救助能力本是社會之善，不過若是其無以成為對惡的懲戒，甚至淪為助惡的推手，由此也意味著社會自凈力的退化。

很多人質疑，偷雞腿的獲捐，老實本分的無人問津，這在誘導人偏離道德軌道。現實中，“偷盜者獲捐款”的行為并不鮮見，并由此產生了影響力極大的示范效應。一些人為了獲得外界的捐款，而采取各種方式“制造故事”，上演著各式各樣刻意編造的“行為藝術”，有抱女跑行千米的，有自充沙包讓人打的，有出賣余生謀求捐助的，也有擺攤湊款治病的，但無論是勵志型，還是悲情型，抑或苦難型的，其意只有一個，即達到新聞宣傳的“新奇性”，并最大化博得社會的同情。

社會捐贈固然強大，不過卻很容易被人利用，其效率也會面臨極大的考驗。更重要的是，其天然的無序性，可能會天然制造倫理的分裂和價值的異化，并由此產生新的社會不公。“偷雞腿”的行為有再充足的理由，也無法在道德上立足。其固然有接受捐贈的天然權利，不過卻不能以“偷盜”作為獲利的引子，否則就背離了道德扶助的本意。當其他人都紛紛效仿，才是社會道德的最大危機。

“求求報道我們吧”的呼喚，又何嘗不是一種基于現實的不滿。要避免民間無序捐贈造成的倫理分裂，實現捐贈的專業化和組織化，才是最為重要的出路。一方面，要把偷盜行為與獲得救助分開處理，而不是相互聯系。偷盜行為該付出的代價不可減少，而獲得救助也要有“量的審查”，既要有個體的針對性，又要兼顧其他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愛心的表達和實現應適可而止，不應當泛濫成災，否則對受助對象是種負擔，對其他人也是種災難。尤其是，當激發愛心的動力不再是基于事實本身而是故事演繹，那么越是悲情往往就越虛假。

相關醫務人員認為，愛心是好事，關鍵是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兒童醫保政策和有關愛心救助基金。基于對慈善機構的不信任，公眾往往熱衷于“自行其是”。問題在于，若沒有完善的把關和審查程序，并輔以糾錯和干預機制，那么個體的愛心表達就往往會陷入無序，并人為制造價值的異化和倫理的分裂，善的表達卻成為惡的起源，最終帶來社會階層的割裂。如此風險之下，讓愛心表達更有專業性，讓捐贈行為更為合理化，不失為“偷雞腿媽媽”收捐款所帶來的社會思考。（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