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改之路漫漫又長遠，最重要的是醫改始終在路上。近日，一份名為《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6年重點工作任務》的文件正式發布，在這份“重點工作任務表”中，對看病、買藥、求醫、報銷多個環節都有革新，其中尤為引起媒體關注的，是關于“處方外流”的新說法，據此，患者可自主選擇在醫院門診藥房或憑處方到零售藥店購藥。（4月27日《京華時報》）

但凡有過求醫經歷，都應該知道，處方是連接著醫和藥的關鍵元素——醫生開具處方意味著診療過程的結束，而患者也只有憑處方才能拿藥。從醫療消費層面講，患者花錢看病，本身就意味著對處方的擁有權，但是，限制處方外流，幾乎成為各大醫院的通行做法。

置于以藥養醫的大背景下，醫院對處方外流的限制，其實并不難理解，畢竟來說，處方是利益格局的關鍵所在，限制了處方外流，就意味著醫生包括醫院在內對利益占有的絕對話語權。

事實上，在放開處方外流限制，并非首次提出，早在2007年發布的《處方管理辦法》中，就有明確規定：醫院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處方外流。但是，在醫改踟躕不前、尤其是醫患話語權不對等的背景下，“處方外流”只能淪為美好的想象。

在醫改高歌猛進的今天，尤其是在醫藥招標降價、國家嚴控藥占比以及輔助用藥嚴格監控的背景下，要破除“以藥養醫”的積弊，處方外流是極為重要的一環。從根本上說，允許處方外流，并不僅僅作為一種權利賦予，向患者提供更多的購藥渠道選擇，而是由此倒逼醫院的自我改革，并以此激活醫療行業的市場活力，當然，最終的邏輯點，正如此次工作任務所描述的“壓縮中間環節，降低虛高價格”，讓患者有更多的改革獲得感。

從此前處方藥網購的放開，到此次對“處方外流”的重申，如此“真刀實槍”是否真的能啃下“硬骨頭”呢？那些關于“處方外流”的玫瑰色想象能否照進現實呢？

從此前“處方外流”淪為空文來看，在利益格局關鍵之處動刀動槍，可謂阻礙重重。姑且不說那些 “用代碼代替藥名、隱藏藥名和單價、將藥名寫得龍飛鳳舞”的破壞性對抗，在信息不對等、技術門檻難以逾越的前提下，如何防止諸如以處方電子化為名的技術型設障？如何防止醫院以獨有專供之名，與藥商進行利益壟斷聯盟，以對抗處方外流呢？再者說，即便做到了處方外流，又如何防止醫院方面另尋新招，比如提高檢查費用，以彌補在此的利益流失呢？

當然，這并非要刻意制造醫院方面與患者的對抗，在現實利益格局面前，如果不能真正理順醫患關系、不能從體制上解決醫院的利益訴求，處方外流依然可能淪為空談，或是無關痛癢的小修小補。曾經的期望越大，失望便會越多，醫改大局也會因此陷入更大的被動。（高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