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供給側改革在美國里根政府與英國撒切爾政府時代都曾開展過，而且最終的成效也不小，但中國有自己特定的經濟制度與經濟結構，同時供給側改革還涉及到諸多利益主體，這樣，無論是供給側改革的加法和減法，真正做起來可能比國外要難得多。為此，必須有鮮明的改革觀念做向導，并依托有效的政策保駕護航。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新理念應當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行動指導。表面上看來，“五大發展理念”呈現出的都是“加法”，但也隱含著更多的“減法”之義。不扶優汰劣，創新就無從談起；不減稅降費，協調與共享就成為空話；不簡政放權，開放與綠色就流于形式。按照“五大發展理念”要求，我們必須將創新視為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并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實施和有效落實“雙創”和“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行動計劃；要處理好眼前與長遠的關系，加快改善生態環境，持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要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壯大分享經濟等新經濟軀干。

從理論上分析，產業政策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在調控實體經濟過程之中從來就是互相匹配和策應的，故此，以結構性調整為主旋律的供給側改革所實施的加法和減法自然就離不開財政與貨幣政策的支持。從現在來看，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我國都還有很大的伸張空間。在財政政策方面，盡管今年擬安排財政赤字2.18萬億元，比去年增加5600億元，但赤字率依然沒有超過國際“警戒線”；在貨幣政策方面，盡管今年廣義貨幣M2預期增長13%左右，但無論是公開市場操作、利率、準備金率，還是再貸款等，各類貨幣政策工具都還有繼續發力的余地。所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財政增量資金必須精準發力，將有限的財源真正用于“補短板”和“惠民生”之上；同時增量貨幣應當充分應用于實體經濟，在服務小微企業和“三農”經濟領域定向突破。

改革與風險相伴，擾動與前進共生。任何一個領域出現險情，都會掣肘與阻撓供給側的改革步伐。從目前來看，國內銀行金融機構不良率顯著回升，國有企業與政府的杠桿率明顯放大，股市經常性地發生異常波動，一線城市房地產投機氛圍超常嚴重。為此，必須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快形成綜合性的金融監管體制，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另外，供給側改革的“減法”可能會引起轉崗、換崗以及失業等陣痛，處理不好容易引發社會風險。雖然中央財政特地安排了1000億元專項獎補資金用于職工分流安置，但由于再安置的基數非常龐大，僅全國鋼鐵和煤炭行業就有180萬之多，其中有可能因為資金的挪用以及發放不均等問題產生新的沖突。為此，需要提高財政資金投放與使用的透明度，加強全程監管與跟蹤，同時廓清財政安置渠道、企業自身安置渠道以及社保輔助渠道的職責與關系，以促使優撫支持政策的多頭并舉和平衡發力。

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也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路已經清晰，任務已經明確，只要我們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保持銳意創新的銳氣，具有蓬勃向上的朝氣，必能打贏這場硬仗，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新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