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以會議表示“重視”、以會議宣示“決心”、以會議貫徹“工作”的思維與行為，都是會議異化的表現。相對于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公款旅游，“文山會海”的治理難度更大，因為它的是非界線并不明顯。

八項規定出臺以來，各地大力精簡會議，改進會風。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的基層干部反映，當地會議依然不少，只是換了形式，比如電視電話會議就成了新的負擔，經常“同一內容要聽三四次”。

從傳統的實體會議（即各路人馬齊聚現場集中開會）到現代的虛擬會議（如電視電話會議、QQ群、微信群會議），是一種依托于技術之上的社會進步，它可以有效控制會議的經濟成本與社會成本，想想過往動輒到風景名勝區召開、高規格接待的會議所浪費的公帑和所受的詬病，就不難理解這種判斷。但并不是說，電視電話會議就不需要成本，到了基層，參會人員同樣要集中，一起收看、收聽，需要一定的交通、食宿等費用支出。此外，還要大量的時間成本，這對基層干部來說，意味著公共服務時間減少；對企業家來說，意味著機會成本增加。而當電視電話會議成為一種替代方案，“文山會海”借電視電話會議“還魂”，傳統實體會議減少所節省下來的成本，又會隨之增加。

會議，作為一種信息交流、意見溝通、解決問題的形式，任何社會不可或缺；會議，作為一種培養成員對組織的認知與忠誠度的政治儀式，任何組織不能免俗。會議問題不在于會議本身，而在于會議異化——會議形式被依賴、會議手段被濫用、會議價值被高估。具體說來，那些以會議表示“重視”、以會議宣示“決心”、以會議貫徹“工作”的思維與行為，都是會議異化的表現。相對于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公款旅游，“文山會海”的治理難度更大，因為它的是非界線并不明顯。與“三公消費”不同，哪些會議屬于合理范疇，哪些屬于“文山會海”，并沒有統一的、客觀的評判標準。因此，哪怕會議的組織者、與會者都對“文山會海”嘖有煩言，該開不該開的會還是要開，該趕不該趕的場還是要趕。

會議成為一種路徑依賴，“文山會海”借電視電話會議“還魂”，當從思想作風、治理能力與工作方法上找原因，看看究竟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須從何處入手治理才有改觀的可能性，而不能滿足于譴責。同時，還要逐級找原因，不要把全部責任推給“神經末梢”。現實是，會議有“滾雪球效應”，一級一級下來，呈現幾何級數遞增。是以，在會議數量控制上，上層把控很重要。此外，外部監督對公權行為的規范亦至關重要，它有助于矯正某些跑偏的觀念，如重開會輕落實，就與外部監督缺位有關。

“文山會海”是個老問題了，公款吃喝能管得住，這個問題解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