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嶸是山西人，年輕的時候在一家國企做宣傳干部，喜歡篆刻和書法，因此結交了不少當地的書畫大家、文化名人。上世紀80年代初，“藝術品市場”這個概 念還不存在，藝術品也沒有“價錢”，而是興之所至地將其作為“禮物”贈送。程恩嶸于是“零成本”地踏上了藝術品收藏之路。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隨著上海朵云軒、中國嘉德、瀚海等拍賣公司敲響拍槌，中國大陸的藝術品市場進入草創時期。程恩嶸辭掉了工作，專心投身于這片機遇無限的藍海，并漸漸將張大千作品作為自己收藏的主要方向。

當時，張大千的精品力作非常昂貴。程恩嶸記得，1993年朵云軒敲響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的“第一槌”，當時的拍賣封面就是張大千的《晚山看云》，賣了 143萬元；1994年嘉德首拍，張大千的一幅仿石濤《石梁飛瀑》拍出了209萬元的高價。不過，雖然精品價格高昂，但張大千的“普品”在當時卻很便宜。 這主要因為張大千是一個純粹的職業畫家，藝術生涯長達六十多年，再加上為人豪放，應酬之作甚多。“當時，張大千的很多作品價格，不要說遠遠低于齊白石，甚 至比陸儼少、傅抱石、潘天壽都便宜。”

這給了程恩嶸介入的機會，他還記得自己買的第一幅張大千作品，是其在1929年畫的一幅芋頭。 “在廣州從一位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手中購得，不到3萬元。”程恩嶸得到這幅作品之后，做了深入研究，為它找到了幾個非常重要的出版著錄。幾年之后，再度投 放市場，這幅作品拍出了50萬元。

從普品開始賣出買進 做足功課“以藏養藏”

程恩嶸坦言，他之所以能夠收藏張大千這 樣的超一流大師并形成一定規模，一是得益于歷史機遇；二是他走的“以藏養藏”的道路。他從收藏普品開始，在賣出買進的過程中，收藏的層次也不斷提升。而總 能夠低買高賣，也不僅僅是因為打了個“時間差”，程恩嶸的訣竅其實是：以“做功課”的方式增加藏品的附加值。

比如，2009年曾有一幅 張大千1946年仿石濤的山水出現在拍場上，因為不是標準的“大千體”，很多人都“不敢認”。春拍中，這幅作品雖然被一位成都的藏家以20萬元的價格拍 下，但最終這位藏家沒有提貨。因此，這幅張大千作品又出現在同年的秋拍中。“似是而非”再加上剛剛經歷了一次違約，這張“張大千”更沒人敢碰了，程恩嶸以 3萬元的起拍價便將其收入囊中。買下這幅作品之后，程恩嶸在一年之內為其找到了兩個重要的出版記錄，為其真實性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一年之后再次送拍，這 幅作品拍出了一百多萬元的價格。

2010年秋拍，中國嘉德的拍場上出現了一張四尺整張的張大千《憶游峨眉》，程恩嶸一見，心中暗驚，因 為他知道這張作品是張大千1963年送給哥哥張文修的，后來賣給了四川文物總店。改革開放之后，這張作品曾在拍賣市場上出現過兩次，沒想到又第三次出現 了。最后，程恩嶸以320萬元的價格拿下了這幅畫。

拍賣公司只為這幅作品找到兩個出版記錄，而在接下來的半年多時間里，程恩嶸為它又找到了11個且是非常重要的出版記錄，這幅作品的身價因此大大提升。第二年的保利春拍，這件作品成為保利拍賣的封面，并最終拍出了1200萬元的高價。

收藏到出版：將推廣張大千視為畢生事業

程恩嶸過手幾百幅“張大千”，既在經濟上受益，也有了深厚的“張大千情結”。他在2009年誕生了新的想法：為張大千出一套完整的精品集。在當時，與張 大千齊名的畫家，如齊白石、任伯年、黃賓虹等，大都出了成規模、成系列的精品集，只有張大千是空白。程恩嶸希望可以出一套全面涵蓋張大千藝術生涯的書畫 集，填補這一空白。

在四川博物院院長的牽頭下，程恩嶸在收藏張大千的幾大公藏機構進行了深入調研，包括川博、遼博、天津博物館等。“做了這個工作后，我更加覺得為張大千出精品集責無旁貸，因為我對公藏機構的收藏有了深入了解，又和海內外張大千的重要藏家有往來。”

程恩嶸選定作品入集可謂慎之又慎，甚至不惜得罪了一些圈內好友。曾經有一位好友拿著一幅兩千多萬元從拍賣行買來的人物畫找到程恩嶸，但程恩嶸在調查中找 到了確鑿的證據，認為此畫為臨本，所以婉拒了朋友。雖然最后鬧得不太愉快，但程恩嶸也別無選擇。因為，只要有一張作品看不準，就會壞掉整個《張大千精品 集》的“清譽”。

《張大千精品集》㈠于2011年出版，其間得到了張大千先生的女兒張心慶的親筆授權，并得到了諸多文博機構以及國內外 收藏家們的積極響應和指導，提供了張大千先生早、中、晚各個時期、各種不同風格的468件代表作。《張大千精品集》㈡即將出版發行，該書又收錄了張大千近 400件精品力作。還邀請了海內外研究張大千的重量級專家，如傅申、李永翹、包立民等寫了具有深厚學術價值的序言，同時此書還對全部作品的款識、印鑒做了 翻譯，對70幅重要作品做了賞析。

程恩嶸告訴記者，他的目標是在接下來的六年里，再出兩到三套精品集。“一共出8~10本，包括 2000多件張大千的精品，把市面上出現過的精品力作全部涵蓋其中。”也許用四川博物院院長盛建武的話對程恩嶸的“六年目標”下定義是最為妥當的：“他是 以一種情懷，將推廣張大千視為畢生的事業在進行了。”

對話程恩嶸——

培養“火眼金睛”須用真金白銀甚至有切膚之痛

記者：您頻頻締造“低買高賣”的傳奇。關于張大千，您怎么知道那么多別人不知道的事情呢？

程恩嶸：道理很簡單，因為別人鉆研不夠深。我2010年在嘉德用300多萬元拍到的那幅山水，拍賣公司只找到兩個記錄，但我能找到13個。因為我長期生活在成都，很早就在認真地研究這位藝術家。

記者：張大千的贗品多不多？

程恩嶸：非常多。不要說民間流轉的，即便是拍賣會，包括香港的拍賣會，張大千的贗品總量遠遠大于真品數量；小拍賣行，贗品能占到八成，大拍賣行好一些， 但是贗品也有兩三成。2012年，某拍賣公司拍一幅張大千的 山水，有個朋友四百多萬元拍下來了，他讓我幫著看看，我總覺得哪里不太對。后來我從一本畫冊里 找到了和這幅山水一模一樣的畫，只有印章不同。那是一本很權威的著錄，所以很明顯這幅四百多萬元的畫是假畫。現在很多贗品仿的水平很高，再加上是對照著真 畫仿的，一般人根本看不出來問題。

記者：那怎么培養“火眼金睛”呢？

程恩嶸：首先是熱愛，這樣才有耐心踏踏實實 做研究。1999年張大千誕辰一百周年，四川博物院舉辦他的大型展覽，我在那里整整看了兩天。另外，培養“火眼金睛”，實戰也很重要，必須用真金白銀，甚 至得有切膚之痛。這個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我，只要是張大千的拍賣，我都會參與，我見的東西多了，過手的東西多了，有時甚至可以憑借“第六感”來立判真假。

張大千的早期花卉和晚年潑墨潑彩是贗品“重災區”

記者：您有沒有買到過贗品？

程恩嶸：肯定有，因為我的鑒定水平也是漸進提高的。比如早年買過一些東西，覺得很精，甚至過了幾年也賣出去了、賺了錢。但隔了一段時間，同樣的題材又出現了，不是我那幅，這時才驚覺當時買的有問題。

記者：您覺得張大千哪類作品贗品率最高？

程恩嶸：假畫層出不窮，而且技法越來越高，其中有兩個題材的贗品最多。一是張大千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花卉，不知騙了多少人。張大千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之后的 作品水平很高，因為他那時從敦煌回來，又臨摹了很多宋元時期的山水人物，水平有很大提升；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張大千的工筆重彩，假的也有，但比較容易露怯； 而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小寫意，因為張大千當時筆頭子弱一些，所以贗品就不容易被看出來。

還有一個贗品“重災區”是晚年的潑墨潑彩。這類畫鑒定有難點，大陸這邊看他1949年以前的作品很厲害，但看晚年的潑墨潑彩是弱項，這方面海外、中國臺灣就比較厲害。所以他們那邊仿得好的潑墨潑彩，來到大陸，也會騙倒不少人。

記者：您從來不買特別貴的東西，而是從中低檔入手。看來，如果策略對了，中產階層也可以創建有品質的收藏體系？

程恩嶸：當然。比如我2002年在嘉德買過一幅張大千的沒骨山水，18萬元落槌價；2005年我還買過一件勾金牡丹，是當年林百里的經紀人從張大千的紅 顏知己李秋君家人手里買到的。我買的時候才30萬元出頭，而這兩幅作品，這幾年都有拍賣公司給我每件保底2000萬元，希望我送拍。買對藝術品是最重要 的，不一定是很貴的藝術品才能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