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對百元紙幣真正“動手”發生在2014年,但顧長衛笑稱:“我關注人民幣幾十年了呢!”此前,顧長衛和大部分人一樣,對紙幣的態度很糾結,“有時候,不想面對但又很想觀察。有時會很愚昧地想,能不能把一百塊錢紙幣擴印出來,特別真切地掛在我家客廳的墻上”。

去年,顧長衛終于找到了一種方式“可以使它從容存在于任何場景中”,“比如打上馬賽克或者拍攝細節,沖洗出來后,即使掛家里,朋友們看到了,也不會笑我了”。經顧長衛的“拾掇”,讓“百元大鈔”不僅可以掛在私人寓所,還被他掛進中國美術館。

當代藝術電影導人藝術導錢

采訪過程中,顧長衛的手機震動了多次。他說,平時特別忙,但一有時間還是特別愛去藝術區、美術館、博物館轉轉,多次在798藝術區的展廳中被人認出來。顧長衛透露,他在國外旅行時,也會去逛逛當地的藝術展,在他看來,“藝術是從不同角度對一個地區文化的提煉和濃縮,它也讓一座城市不那么庸俗”。

這么多年看展的經歷,讓顧長衛印象最深的當屬黃永砯出道時那件“將中西美術史放進洗衣機里攪拌兩分鐘”的作品,“你說它有意思,它還真的有點意思;你說它沒意思,說完后,好像心里有點不太踏實”。他認為那件作品“會引導你跟藝術對話、跟歷史對話、跟東方對話、跟西方對話,甚至是跟洗衣機對話”。

對當代藝術如此摯愛,以后是否有拍這類題材影片的打算呢?顧長衛說,2008年上映的《立春》就可以看成是一部記錄“行為藝術”的片子,“里邊的歌唱家、詩人、畫家都像極了行為藝術的表演者,每個人都如藝術家似的,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命運在演繹著當代藝術”。

在顧長衛看來,今天在中國美術館開幕的個展也可以當作一部“影片”,“電影中,我導演‘人’;這一次,只不過是導演‘百元大鈔’罷了”。他認為,當代藝術與電影其實沒多少差別,“尤其是影像作品,無論是關注的內容還是表現的形式,它幾乎跟電影是一樣的”。

自我評價雖然花心但心里有數

相較于大多數演藝圈明星跨界玩藝術來說,顧長衛算是半個科班生,“我最早學的是畫畫,在畫畫的時候,我老跟人借照相機拍點照片,然后洗照片、放大照片什么的”。后來有機會接觸電影,最終考上了電影學院,“那會兒考北電攝影系時,還考了繪畫”。

對于繪畫,顧長衛想不起來是受了誰的影響,他自稱是一個極易受影響的人,“來自藝術家、身邊人的影響以及那些藝術形象都會影響我”。雖然“極易受影響”,但顧長衛的作品還是具有很強的個性,在當代藝術圈幾乎沒人像他這樣對待百元大鈔。他說,“我是射手座,我知道自己很花心,不過,我心里還是很有數的”。顧長衛認為,藝術一定要有它自己獨特的地方,“它不僅要有吸引人的外表,而且需要具備有意思的內涵,如果缺少了這些,它的魅力就不會太長久”。

在顧長衛看來,當下是一個“花心、胡搞”的時代,“大家在用不同的方式去分享和表達對世界的認識,想鬧出點動靜”。

對話要將“百元大鈔”作品持續下去

記者:您的創作主要是通過對“百元大鈔”進行解構,最終它們是錢又不是錢,這種關系很曖昧。在現實生活中,您對錢是什么態度?

顧長衛:我對錢也是曖昧的,一會兒打量它一下,一會兒揣兜里摸一下,摸這張可能是舊的,那張可能還挺光滑,心里感覺肯定會不一樣。而拿出來仔細觀察時,它們身上又有太多不被常人注意的地方,大家看似對他們很熟悉,但其實又很陌生。當每一部分的圖案被抽取出來的時候,竟然還能變成藝術品,可以使它從容存在于任何場景中。

記者:很少有人拿“錢”做作品,而您直接把“百元大鈔”掛進了美術館,會不會擔心觀眾有質疑?

顧長衛:好像至今還沒遇到,如果遇到的話,我也得謝謝他,有質疑是好事,質疑也是一種對話的方式。

記者:當代藝術與影像

的邊界很模糊,您這次展覽中也有影像作品,如果它倆之間還存在差別的話,會是什么?

顧長衛:當代藝術面對的受眾群體與電影還存在一點點差異,前者可能偏高大上、偏先鋒一點,后者則更加的普羅大眾。關注當代藝術的觀眾會注重作品傳達的觀點和藝術家的態度,而普羅大眾可能會更關心電影的情節以及講故事的方式。

記者:關于“百元大鈔”主題的作品,還會持續下去么?

顧長衛:必須的。以藝術之名,似乎掩蓋了它的世俗性,但好像又沒有,這種感覺很曖昧,藝術讓它的存在更有魅力,也讓藝術不那么假正經。我也希望大家都有機會仔細打量打量、欣賞欣賞,看多了,也就不容易那么沖動了,看多了也會對它有更深的理解,會知道它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