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司法公權力機關的觀念轉變，未來可能還會出現種種借口為律師刑辯設置障礙，可能還會出現更多的“新三難”

　　日前，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司法部聯合下發的《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強調的律師知情權、申請權、申訴權等，對應的是律師執業中的頑癥，這些頑癥主要表現在刑事訴訟中。所以說，《規定》更多的是在為刑辯律師撐腰。

　　這幾天，我和幾個刑辯律師聊天，發現他們都改做非訴業務了。問其原因是：做刑事辯護有風險。在代理過程中，會遇到種種預想不到的障礙。

　　刑事辯護在一定程度上最能體現律師的水平，可為什么現在卻成了“風險地帶”？這是法治社會的一種不正常現象，應引起足夠重視。

　　如果律師不愿做刑辯，那國家公權力就缺乏監督和制約。

　　盡管律師和司法人員的角色定位、職責分工不同，但都屬于法律職業共同體。只有各歸其位，各司其責，彼此尊重，相互監督，才能保障法律正確實施。刑辯律師的職責是根據事實和法律，從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角度進行辯護；同時，律師通過參與刑事訴訟，實現控辯雙方平等對抗，有利于法官充分聽取各方意見，居中作出公正裁判。從這個角度而言，刑辯律師的行為也是對國家公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在過去的司法實踐中，由于沒有重視律師的辯護意見而釀成冤假錯案，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樣的教訓太深刻。事不辯不清、理不辯不明，在刑事訴訟中，如果只聽檢察院的公訴意見，聽不進律師的辯護意見，控辯雙方將失去平等的對抗，最終法院的裁判只能是公訴方的一面之詞。

　　如果律師不愿做刑辯，那公民的權利就得不到保護。

　　為什么此次《規定》用這么大的力度保障律師執業權？就是因為，保障律師執業權，實質上就是保障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因為，律師執業權都是受公民委托，可以理解為公民權利的一種延伸。

　　隨著公民法律意識的不斷提高，當公民遇到權利受侵害，或者被指控涉嫌犯罪時，首先想到的是請律師。如果此時律師連自己的權利都保護不了，還如何保護公民的權利？

　　現代法治社會，刑事辯護必不可少。如何調動律師做刑辯的積極性？關鍵是司法公權力機關要轉變觀念。過去，有的司法公權力機關對律師存有偏見，總認為律師是挑刺、搗亂，不尊重甚至歧視律師。這是缺乏法治思維的一種典型表現。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前不久召開的全國律師工作會議上指出，律師制度是一個國家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因此，司法公權力機關必須正確認識律師和律師制度的地位，才能將《規定》真正落實到位，保障律師執業的紙面權利也才能變為現實權利。

　　律師們無一例外都對《規定》充滿了期待，期待這個史上最高規格的《規定》對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會有所幫助，但期待之中不免有些擔憂。在他們看來，《規定》更多的是從技術操作層面對律師權利保障進行了明確，如果沒有司法公權力機關的觀念轉變，律師刑辯可能還會遇到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