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14年日本橫掃文物持槍挖寶鐵證如山明示為掠奪物卻難索回

　　從1931年到1945年長達14年之久的日本侵華戰爭中，侵華日軍對我國珍貴文物的摧殘和劫奪駭人聽聞。但是，由于戰時的特殊情況，對被日軍毀損以及劫運日本的中國文物，至今并無詳細準確的統計。根據學者估計，日本擁有1000余座大小博物館，共收藏中國歷代文物近200萬件之多，絕大多數均為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和日本侵華戰爭期間，被日本侵略軍劫掠出境。僅東京國立博物館一家，就藏有中國歷代文物珍品9萬余件。

被日掠奪文物近200萬件珍品仍散落 索回幾乎無望

　　上海大學教授陳文平曾經旅日5年，大量走訪了日本當地博物館和私人文物展覽，見到很多名錄都沒有收錄的文物珍品。而對日文物追索從戰后開始一直在進行，即便鐵證如山，有些在日展出文物甚至公然標出被劫時間地點，但索回幾乎無望。

　　“日本收藏中國文物之多、之精、之廣都是我們難以想象的，與此同時，想要追索這筆戰爭贓物也是非常困難的。”陳文平認為，從流失文物資料和數據方面的整理工作做起，理清文物流失的路徑，才能為將來追討文物掃清障礙。

　　馬遠的《寒江獨釣圖》、王羲之的《妹至帖》……這些都是難得一見的稀世文物珍品。如今它們都被掠奪至日本。據不完全統計，自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被日本掠奪的文化財產共1879箱，破壞的古跡達到741處，搶劫圖書和手稿300萬冊、文物360萬件。然而追索文物困難重重。

　　“學術旅行隊”盜寶 日軍荷槍護衛

　　上海大學教授陳文平這些年一直在追討中國文物方面努力。在他的筆記本里一直珍藏著一張復印的老照片資料，照片上，來自日本名校慶應義塾大學的“學術旅行隊”在江浙一帶發掘古文化遺跡，名為學術考察，實則公然盜寶，在這張照片上還可看到日軍持槍為盜寶者“保駕護航”，照片收錄在《江南踏查》報告中。

　　該報告書詳細地記錄了松本信廣、保坂三郎、西岡秀雄，于1938年5月從東京出發，到達南京后，在日軍的護衛下，調查劫掠了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館，挖掘杭州附近古蕩石虎山遺址以及吳興錢山漾遺址等活動。

　　在日本旅居期間，陳文平收集了大量日本盜取中國文物的一手文獻，并一直希望通過這些文獻獲得這些被盜文物的信息，但這個愿望并不容易實現，“這些珍貴文物現都藏于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輕易不示人。”陳文平說。

　　被日展出或收藏 青銅書畫石佛成重災區

　　在日5年期間，陳文平格外留意各種中國文物展覽，有些文物展覽在銘牌處甚至公然介紹該文物是何時從中國何地獲得，甚有炫耀之意。如天龍山唐代菩薩像，就是山中商會1934年從天龍山盜賣給東京國立博物館的，記錄賣價七千日元，現成為東京國立博物館的重器。除了各大博物館，一些企業家和大財團也是中國文物的收藏大戶，這一部分收藏很多都秘不示人。比如出光美術館，實際上是由出光集團創辦，創始人出光佐三，這個財團以石油生意起家，專門收藏中國古瓷器。

　　陳文平告訴記者，青銅器、書畫、瓷器、石佛是日本最愛收藏的門類，其中，大量中國唐宋期間的書畫被日本人掠走。“日本侵華期間，大量由日本專業人士組成的考古隊、考察團在中國境內活動，通過各種方式掠奪中國文物。”

　　根據歷史資料，1928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發掘旅大牧羊城遺址。20世30年代即九一八事變后，特別偽滿洲國建立后，日本帝國主義支持和資助的東亞考古學會開始發掘渤海遺址(主要是都城址)，掠奪渤海文物。在日本的渤海熱之中，我國珍貴的渤海文物被其竊取盜運至日本的已有成千上萬件了。

　　“這14年，日軍對中國文化的掠奪和破壞，可謂是罄竹難書，而其中能夠明確記載的則少之又少。事隔幾十年后，我在日本調查某些收藏機構時，仍時見中國文物由何時何地劫來之標簽，令人痛心疾首。”陳文平說。

　　遺失文物清單360萬件 留下名錄僅剩15245件

　　為獲得中國流失日本文物的第一手資料，1999年7月，陳文平曾經專程遠赴北京，探訪當年赴日追索我國被劫文物的代表團專員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曾擔任故宮博物院、北京文物研究所研究員，是著名的文物專家。

　　根據王老回憶：“1946年春，清損會(即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秘書郭志嵩要他在北京編一本在日本的中國重要文物目錄。同時郭還提到正在醞釀今后派人赴日交涉賠償文物事宜。”調查登記結束后分類編成《戰時文物損失目錄》，共分字畫、碑帖、書籍、古物等8項，總計文物損失3607074件又1870箱，古跡741處。由于時間急促，加之公私收藏家及民眾對于文物損失的申報認識不足，申報并不踴躍，所以此統計數字未能盡括戰時實際的損失。然而，根據首部由中國學者編成的流入日本的中國文物目錄——《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收錄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戰勝利前被日本劫奪的各類中國文物僅15245件。

　　據王老回憶，他和文物專家李濟等有關人員，抵達日本后多方尋覓，參觀日本公私博物館及文化研究所，與日本學者、收藏家談話，調查和掌握第一手證據。對掌握線索的重要被劫文物抓緊時間重點追查。追回了周口店出土的化石一批、南京“中央圖書館”南運香港轉藏馮平山圖書館的四庫全書等善本古籍35000余冊……但王世襄老人表示，索回的文物數量與實際被劫數量有天淵之別。即使與國內調查后有案可據的數字——被劫書籍300萬冊、重要文物15245件相比，索回的也相差甚巨。

　　處處設限

　　中國喪失追討機會

　　這次探訪王世襄老人，陳文平了解到很多戰后追索文物的珍貴史實，“中國代表團赴日是一次絕好的追索被劫文物的機會，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終于沒能如愿以償，只是追回很小一部分，這是十分遺憾的。”陳文平說，美國等國的政策，是造成中國追索被劫文物不能如期歸還的主要原因。

　　陳文平表示，誠如王世襄先生所指出，對歸還被劫文物的規定過于苛刻。在當時戰爭背景下，以我國國情而論，對每一被劫文物要求寫出名稱、尺寸、重量等，并要附有照片;對劫奪情況要寫出何處、何時，甚至要求寫出日軍番號等，幾乎是不可能的。

　　當時，中國代表曾多次說明情況。然而總部堅持其規定，又不準中國直接向日本追究或調查，成為我國追回文物的障礙。”陳文平說。

　　此外，日本政府亦不積極配合，以種種理由進行搪塞。因此，僅靠幾位在日本的中國代表東奔西跑，很難完成任務。

　　進入1948年，國際形勢發生變化，美對日政策公開轉變為扶持日本。因此，美軍極力勸說其他國家放棄對日本索賠，包括公開反對以日本若干文物補償損害最重國家的提案。美國等國的政策，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利益，造成二戰后被日本劫掠的大量中國文物不能回歸中國的嚴重后果。

　　陳文平介紹，關于文物歸還國際法上的先例在上個世紀就已出現。近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了一個現代國際法的原則：任何因戰爭原因而被剝奪或丟失的文物都應歸還。這個原則已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而對于中國人民來說，先做好扎實基礎資料工作，掌握數據和出處，以何種方式流出，再從法律層面研究追索才是當務之急。”陳文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