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日本從中國掠走10萬件珍貴文物、6000噸黃金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進行了瘋狂洗劫和掠奪。專家研究發現，二戰中日本從中國掠奪了6000噸黃金，從東南亞各國也掠走1萬噸黃金，并且從中國掠走了10萬件珍貴文物。對亞洲的財富掠奪是日本戰后復興的基礎，而亞洲各國則因為日本的掠奪而陷入貧困。部分當年曾參與在中國劫掠的親歷者也告訴記者，日本當年在中國掠奪財富的手段極端卑劣，盜墓、剖開佛像、敲詐勒索富商等無所不用其極，甚至連墳墓中死者身上的金鏈子都不放過。

　　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至今，在日本的各大博物館，還能看到70年前的那場侵略戰爭對中國帶來的傷害——很多日本侵華期間劫掠自中國的珍寶被展示在日本的博物館中，向世界炫耀。位于東京上野公園旁邊的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館中就展示著大批中國文物，比如公元前5世紀的獅子、公元前5世紀的大鐵鍋、南宋官窯琮形瓶等。這些文物都被標上了“重要文化財”的標記，并禁止游客拍照。

東京博物館展出的戰國時期、公元前5世紀蟠螭紋镈。

　　館藏珍貴文物大多沒有標注來源

東京博物館展出的明萬歷景德鎮窯五彩龍牡丹紋瓶。

　　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館”，又稱亞洲文物陳列館，是日本博物館中展出中國文物最多的博物館，也是日本掠奪亞洲國家文物的證據。

　　博物館工作人員佐佐木告訴記者，整個博物館大約有10萬件藏品，其中，來自中國的藏品大約有1萬件，除了日本本國展品外，就中國展品最多了。

　　東洋館的第二層可以說就是中國專館，一共五個陳列室，其中四個為中國考古，剩下一個是中國繪畫書法。中國考古的第一陳列室是從新石器時代到漢代出土的早期文物，一共111件展品，涵蓋了骨器、石器、陶器、玉器、青銅器等品種。玉器部分，既有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玉斧、玉璧、玉環、玉飾，二里頭文化(公元前2000年)的玉刀，也有商周時期的饕餮紋佩玉、龍紋佩玉、玉龍、玉魚、玉鳥，戰國時代的琉璃象嵌玉、夔龍紋玉等。

　　記者登錄該館官方網站發現，有11件中國文物被列為“日本國寶”，另有147件被列為重要文化財產等，這些文物都是“寶貝中的寶貝”。不過，這些文物多數沒有標注來源，只有極少數注明了是由某人捐贈。

　　這些頂級文物中不少是中國宋元明時代的繪畫與書法。在“中國繪畫書法”陳列室中，僅南宋李生《瀟湘臥游圖卷》、南宋李迪《紅白芙蓉圖》、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圖》和元代因陀羅《禪機圖斷簡寒山拾得圖》4幅作品就被列為“日本國寶”，禁止拍照。一旦有人拍照，工作人員就會責令刪除照片。其余珍貴繪畫還包括南宋馬遠的《洞山渡水圖》，明代朱端的《寒江獨釣圖》，清代趙之謙的《花卉圖》等。而書法作品則囊括了黃庭堅、朱熹、趙孟頫、八大山人、鄭燮等名家。

　　從中國掠奪的文物成博物館鎮館之寶

東京博物館展出的唐代海硯紋銅鏡日本“國寶”。

　　京都大學教授佐藤雄是一位研究日軍在亞洲的掠奪的專家。他告訴記者，整個二戰期間，日本從中國掠回的珍貴文物大約有10萬件，其他一般文物更是不計其數，數量大約有幾百萬件，這也與中國官方之前發布的數據基本一致。據中國官方統計，自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被日本掠奪的文化財產有1879箱，被搶文物不計其數，僅戰后日本方面自己統計的數據就高達360萬件。

　　此外，京都不少博物館也收藏著中國的國寶。當初佐藤雄就是在京都的很多博物館都看到了中國文物感到吃驚，才決定對日本在二戰期間對亞洲的文物掠奪進行研究。

　　在京都大德寺，宋代禪宗畫代表作《觀音猿鶴圖》赫然在列，并被標注為“國寶”和“重要文化財”，禁止游客拍照。

　　在京都泉屋博物館，一件名為“猛虎食人卣”的青銅器，其文物說明也顯示，這件文物來自中國?；⑹橙素帐侵袊檀砥诘那嚆~器珍品，也是日本藏中國青銅器中最重要的兩件之一，高35.7厘米，造型取踞虎與人相抱的姿態，立意奇特。

　　在京都東福寺，中國南宋時代的宗教肖像畫《無準師范像》也吸引著眾多游客。在京都知恩院，公元6世紀，也就是西魏時代的《菩薩處胎經》五貼也成為該寺院的鎮館之寶，距今已有1500多年歷史。

　　戰后，中國學者要求日方歸還這些文化財物。美國曾對日本掠奪的文物進行過調查，確認日本有17處地方存放這些戰時搶來的書籍，其中有日本皇宮、東京科學博物館、東京帝國大學等。美國占領當局的結論是，日本有300萬冊從中國各地圖書館擄掠來的珍貴圖書和手稿。截至目前，中國僅討回16萬冊，不足其中6%。

　　為搶黃金把尸體鑲的金牙也敲下

東京博物館展出的戰國青銅鼎,安徽壽縣朱家集出土。

　　文物掠奪只是日本二戰期間在亞洲掠奪財富的一部分，日本在二戰期間把更多精力放在搜刮另外一種財富——黃金上。

　　長期研究日本二戰期間亞洲財富掠奪的美國學者西格雷夫告訴記者，日本對亞洲的洗劫不是隨機性的，而是具有高度組織性的。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滿鐵、三井、三菱等日本大企業以“研究中國”為名，派出了大批諜報人員，打著“學術研究”和文化交流的幌子，對中國各地的資源財富進行了調查。中國各地的寶藏，政府和民間的財富被他們偵查得很清楚。這些所謂“學者”，后來成為日本掠奪亞洲財富“金百合”計劃的幫兇。這個財富洗劫計劃以裕仁天皇的一首詩歌命名，稱之為“金百合”計劃。

　　而“金百合”計劃正式實施開始于南京大屠殺期間。當時，日本憲兵特別行動隊四處搜查，扣押所有中國政府的財產，炸開銀行的庫房，搶劫富豪的黃金、寶石、珠寶、藝術品。在這一階段，日本至少搜刮了6000噸黃金。

　　另外還有無數中國人儲存的小金塊、白金、鉆石、藝術品和古董也慘遭日本搶劫。這些都來自私人家庭和農村的墳墓，“他們甚至把尸體鑲的金牙也敲下。”

　　籌集不到規定金額的富戶就會遭槍殺

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的清代玉如意。

　　西格雷夫的話也在一些侵華日軍那里得到了驗證。曾參與侵華戰爭的日本老兵中島向記者講述起當年日軍在中國掠奪財富的經歷也直言“非常驚悚”。

　　中島于1945年來到中國。他回憶說，由于當時日軍戰線拉得過長，戰略物資十分緊缺，甚至連每天吃飯都成問題。而自己所在部隊，其中就有一支小分隊是專門負責搜刮當地財富。每到一個地方，當地寺廟的金身佛像、鄉紳的金庫，以及豪華墳墓都成為這支小分隊襲擊的主要目標。

　　為了逼迫當地人交出家里值錢的東西，日軍采取的手段十分殘忍。日軍每到一個地方，通常會先召集當地的士紳、鄉長開會，逼迫他們交出家里值錢的東西，如果有人交得少，就會隨時喪命。“只要在鄉長腦門上開一槍，給周圍的人一個下馬威，周圍的人都嚇得腿直哆嗦，把家里值錢的東西都拿過來了。”中島說，第一次見到這種血濺當場的場景，他也感到很恐懼。日軍通常會為每位富戶下達“捐贈”金額，比如，每家必須在3天之內籌集到多少金條，否則就會被槍殺。

　　敲詐勒索是日軍逼迫占領區的富人交出大筆財富的慣常手段。有一次，幾名日軍綁架了當地一個富商，讓他在3天之內交出10根金條，否則就要把他的獨子閹割了，這名富商只能乖乖就范。

　　把亞洲變成世界最大“毒品工廠”

在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的公元前3世紀、戰國時代的蟠籬文鼎。

　　說起二戰期間日本在亞洲的財富掠奪，西格雷夫用“骯臟”來形容。他表示，為了掠奪財富，補給戰爭，日本甚至不惜通過毒品來斂財。

　　他表示，關東軍占領東北以后，強迫東北老百姓種植鴉片，在東北建立了數十家鴉片加工廠，提煉海洛因。日本還在滿洲地區前所未有地種植鴉片，據估計當時整個滿洲地區的鴉片種植面積達到500萬畝。這些鴉片在天津和臺灣的日本工廠里被加工成嗎啡和海洛因。由于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權，像日本三井這樣的大公司，經常用倉庫儲存鴉片，他們的設施中國警察無權干預。

　　朝鮮則是日本另外一個“制毒工廠”。在漢城，僅一家日本軍隊管理的工廠，在1938年至1939年間，就生產了3噸海洛因。

　　日本軍方意識到毒品貿易的巨額利潤后，在朝鮮和中國建立的租界中設立了數百家制毒工廠，如漢口就有3家這樣的工廠日夜不停地生產海洛因。他們把海洛因摻入香煙中，甚至將其制成片劑冒充藥品。

　　日本的憲兵、財閥、黑社會沆瀣一氣，爭逐最大的毒品利潤。到了1937年，世界上90%的非法鴉片和嗎啡都由日本提供，日本軍隊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販毒集團，當時的毒品收益每年可高達3億美元，這為日本軍閥的擴張，特別是為關東軍侵略政策的實施提供了巨額資金來源。

　　在太平洋戰爭的高峰期，有1000多家日本公司生產并銷售毒品，包括可卡因和安非他明，天津的日租界成了東亞最大的毒品銷售中心。事實上，在亞洲的骯臟毒品貿易遠在二戰之前很多年就已經開始進行，但日本一直隱瞞其毒品銷售事實，直到1934年，鴉片顧問委員會在日內瓦召開會議時，才聽到美國代表團指責日本操縱著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貿易。

　　日本歷史學家佐藤雄：對亞洲的掠奪是戰后日本復興的基礎

　　記者：二戰期間日本對亞洲的掠奪有何特點？

　　佐藤雄：首先，日本對亞洲的洗劫不是盲目性的、隨機的，而是具有高度組織性的，經過精心準備、策劃的。

　　其次，日本對亞洲各國財富的掠奪是全方位的。既包括經濟上的，也包括劫掠占領地文化財產，還包括掠奪當地勞動力。二戰期間，日本每年強征約100萬中國人和100萬朝鮮人當勞工。由于條件艱苦，這些人很多后來都死掉了。

　　再次，日本對亞洲各國的掠奪具有很強的隱秘性。直到現在，日本在亞洲掠奪的這些財富究竟藏在哪里還是謎。

　　記者：二戰期間日本在亞洲掠奪的財富是否有一個量化的數字？

　　佐藤雄：這個很難量化。由于日本在亞洲掠奪財富的種類多，形式多樣，很難有一個精確數字。但這個數字肯定是非常驚人的，少說也有上千億美元。

　　記者：北京人頭蓋骨是不是至今還在日本？

　　佐藤雄：是的，這件文物在二戰期間被日軍搶走了，如果它現身，即使到現在都還是世界級的寶貝。但具體是不是在民間，是不是被收藏家收藏著，還不好說。

　　記者：我們發現，日本博物館中的很多中國文物都沒有注明來源。

　　佐藤雄：包括甲午中日戰爭和1937年到1945年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日本一共和中國發生過兩次戰爭。很多文物自然是從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擄掠來的，為了不招來麻煩，展覽方肯定不會標明來源，否則，這些文物的來源國家就會向日本追討。實際上，這幾年中國也一直在向日本追討這些文物。

　　記者：日本戰后經濟能迅速復興，是不是也跟戰爭期間對亞洲的掠奪有關？

　　佐藤雄：拋開死傷人數不說，日本在戰爭中獲得的收益遠遠大于其在戰爭中遭受的損失，應該說，戰后日本的復興，是建立在其對亞洲各國進行掠奪的基礎上。因為日本發動戰爭的目的之一就是從亞洲各國獲得財富。

　　日本是一個資源極為貧乏的國家，幾乎沒什么礦產，地域狹小，山地面積占大部分,但卻有強大的工業，因此幾乎所有食物與工業原料均需進口。在1937年到1945年期間，通過對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工業原材料、糧食和勞動力的無償占有，日本積累了深厚的資本，經濟取得了飛速的發展。

　　波茨坦公告明令日本不得擁有軍工企業，但是日本在投降之后，把所有軍工企業轉為民用企業，從而逃脫了工業體系被解體的命運。后來，美國為了自身利益，阻止被害國向日本索賠。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的造船、汽車、鋼鐵等重要戰略性行業，已經處于世界領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