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遼寧省教育廳退休干部齊紅深手里，收藏有日本侵華時期的教科書３５０余本。

　　記者看到，盡管教科書已經(jīng)發(fā)黃，但透過８０多年前出版的這些教科書，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日本侵略者精心組織、嚴密實施奴化教育以及歪曲侵略歷史、美化侵略罪行的丑惡行徑。

　　把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理由“正當化”

　　齊紅深在遼寧省教育廳工作期間及退休至今，長期從事東北教育史志和日本侵華殖民地教育研究。

　　他說，日本侵華時期教科書中，日本侵略者精心組織、嚴密實施奴化教育，目的是歪曲侵略歷史，美化侵略罪行，泯滅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培養(yǎng)順從和效忠于日本侵略者的“新國民”，是日本侵略的有力罪證。

　　據(jù)齊紅深分析，這些教科書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歷史、地理、國文教科書捏造事實，篡改歷史，宣揚侵略有理、侵略有功，把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理由“正當化”。如把日本關東軍有計劃、有預謀發(fā)動的“九一八事變”，說成是中國軍隊挑起的突發(fā)事件，假惺惺地把日本侵略我東北領土說成是“不幸的大沖突”，把東北人民陷入日寇鐵蹄蹂躪說成是“從虐政中自然被救得慶重生”。把日本侵略者操縱成立“偽滿洲國”，寫成東北各地方自發(fā)“尊重民意”，“物歸原主”，建立“努力治安，使三千萬民眾享受最大幸福的新國家”。

　　一位名叫關維境的老人在回顧“偽滿洲國”時期的日本教育時說，為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實現(xiàn)“共存共榮”，日本人把柳條湖事件和盧溝橋事件都說是中國挑釁引起的。

　　二是教科書極力宣揚日本軍國主義精神，比如許多教科書中提到“建國神廟”“明治天皇”“青少年義勇隊”“乃木希典”“東亞之共榮”“開拓地的光榮”等內容。并把日本語列為“國語”，把中國語改稱為“滿語”等等。一位老人回憶說，當時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影響，“我的頭腦中都是‘天照大神’‘乃木大將’‘東鄉(xiāng)元帥’‘豐臣秀吉’‘廣瀨中佐’等‘日本英雄’。”

　　三是刪除民國時期中國教科書的國恥教育內容，并滲透一些日本侵略者的觀點。如南“滿洲”教育會教科書編輯部《初級用新時代國語讀本》第一冊第１１頁讓兒童認知“偽滿洲國”的“國旗”：“紅青白黑滿地黃，我們的國旗好光明，我們的國旗好光明。”通過對偽滿“國旗”知識的反復強化，在幼小心靈里打下“滿洲國”的烙印。

　　“九一八事變”槍聲一響，就開始應急編纂教科書

　　齊紅深告訴記者，日本侵略中國東北期間，教科書從編纂到印刷、發(fā)行一直由日本侵略者直接控制。編審官室和編審委員會不僅由日本人擔任主任，編審人員也多是日本人，并且有日本憲兵隊在場監(jiān)視。

　　齊紅深向記者展示了一批由南“滿洲”教育會教科書編輯部和奉天省教育廳編寫的中小學教科書。他說，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后，關東軍令“關東州”和滿鐵聯(lián)合成立的“南滿洲教育會”教科書編輯部，立即采取“應急編纂，應急改訂”措施，對在“關東州”、滿鐵附屬地使用的歷史、地理教科書進行“大改訂”。為了減少東北淪陷區(qū)學校接受這些教材的情感障礙，日本關東軍又令偽奉天省教育廳成立圖書編審委員會，對上述教科書進行移植和改頭換面的加工，成為署名為奉天省教育廳圖書編審委員會編纂的另一套教科書。

　　１９３２年６月，“偽滿洲國”民政部發(fā)布“訓令”，把提前準備的“南滿洲教育會”所編的“學堂教科書”（２２冊）和“奉天省公署教育廳”所編的“暫定教科書”（３２冊）作為“應急措施”，定為１９３２年９月起在偽滿各地采用的小學教科書。這兩套教科書使用至１９３４年９月。

　　５個月焚燒中國原有教科書６５０萬余冊

　　“日本關東軍不僅加緊印制帶有殖民地色彩的教科書，而且對中國原有教科書采取了查禁、焚燒等措施。”齊紅深說，“九一八事變”后不久，日本關東軍就在《自治指導員服務心得》的密件中下達命令“排日教材要斷然鏟除”。１９３２年學校復學后，還得暫用原來的教科書，偽政權屢次三番下發(fā)文件、訓令，要求對教材中“與時勢不合處”加以刪改涂抹，并具體列出了各科教科書需要刪改的內容，強調“一切課程不得稍含排外材料”。對于具有民族意識或民主思想的書籍，均被打入廢止之列而遭到查禁、焚燒。僅在１９３２年３月至７月的５個月中，就焚燒原有教科書６５０萬余冊。

　　在“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就對中國教科書中有反日內容的課文調查得一清二楚。

　　當時在鐵嶺縣城內讀小學的張文翰回憶道：“有一天，學校突然來了一些全副武裝的日本兵，闖進各教室強行搜查我們的書，把我們都嚇呆了。”

　　遼寧師范大學教授楊曉表示，日本在武裝占領中國東北三省后，又對東北人民進行強制性的文化殖民，踐踏東北人民的民族文化意識，扭曲其精神。因此，必須對日本殖民地教育歷史進行徹底揭露，駁斥日本右翼對東北殖民地教育歷史的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