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因免費礦泉水起訴鐵道部律師：發和停都不明不白

　　7月26日深夜，龐琨的手機一振，高中同學給他發了條新聞：當天，鐵路總公司宣布，各地車站停止向動車組乘客發放免費的5100礦泉水。

　　兩年多前，龐琨就是因為這瓶小小的礦泉水和鐵道部門較上勁兒的。

　　2012年底，已經坐過多次高鐵的龐琨第一次聽說5100礦泉水。那時他正在香港度假，在香港大學法學院門口的空地上，他刷到了深圳紀錄片制作者鄧康延的一條微博：

　　“你喝過火車上的特供水嗎？‘西藏冰川礦泉水5100’高價打入票內，卻不在車上分送，只是遮掩角落憑票自領，十乘客中僅一二人知取。”

　　龐琨隨即轉發：“政府應公開相關信息。”馬上有人留言：“那你來啊。”

　　當天晚上回到賓館，龐琨就開始寫信，要求鐵道部回應四個問題：廣州到深圳的動車票價的定價依據和組成？票價中是否包含“5100礦泉水？如果不包含，為什么在高鐵站發放？如果包含，是否經過招標？”

　　2013年1月5日，他在深圳收到了鐵道部的回函，只答復了“票價中并不包含5100礦泉水”。龐琨很不滿意，當即決定起訴鐵道部。

　　至今，龐琨認為，鐵路總公司沒有解釋為什么不明不白就開始發水，不明不白又停了。

　　這不是龐琨第一次“螳臂當車”，以公益律師的身份，他打過交道的還有廣深高鐵、湖北省政府、深圳市律師協會、深圳電信運營商……

　　在這些事件中，最讓龐琨有成就感的，是對“李娜80萬元獎金”的質疑。

　　2014年2月2日，他認為湖北省政府獎勵網球運動員李娜80萬元的做法有違公共財政政策，隨即申請信息公開，希望對方說明此舉的法律依據、資金來源和審批流程。

　　雖然湖北省政府最后只做了部分回應。但讓龐琨滿意的是，這個事件，第一次引起了微博上對行政獎勵的充分關注和討論。

　　臘月廿八那天，剛剛發送了信息公開申請的龐琨從深圳開車回廣西玉林老家。8個小時的車程，他收到了40多條責罵短信：你吃飽了撐的。

　　“但支持的短信是比反對的多一倍，微博上的支持聲更是反對聲的上百倍。”龐琨強調，他從來沒有懷疑自己做得不對。

　　據龐琨的觀察，這以后，媒體上有關政府獎勵運動員的報道變少了，說明政府在使用行政費用時變謹慎了。

　　17年前，也是春節，回家的路上，沒有微博、電話和騷擾短信。

　　18歲的龐琨剛剛在河海大學機電工程系上完了第一學期。開學初，他就得知在東莞打工的父親摔傷了腿。當時龐琨沒在意，覺得這是工傷，企業會處理。

　　沒想到一回家，正看到父親躺在病床上，因為斷骨后治療拖延了5個月，肌肉嚴重萎縮。醫生把一個秤砣形的配重鐵掛在繩子上，從父親的腿骨上打了個洞穿過去，好把肌肉拉開，做進一步的治療。

　　還沒來得及說話，龐琨就沖到廁所吐了，非常傷心。父親的醫藥費是借的，當時企業一直拖著沒補償。那3年父親喪失了勞動力，家里經濟拮據。最讓龐琨感到慚愧的是，兩個弟弟的學業因此受到了影響。

　　回校后，龐琨更加堅定要自學法律。2008年，經歷了3次司法考試，他開始獨立執業，第一個接手的案子就是勞動糾紛。

　　但在和父親的交流中，龐琨一般不提法律工作。父親希望兒子平平安安，收入穩定，掛在嘴邊的話是：“你不要和別人作對。”

　　有一次，龐琨在代理自己老家的一件案子時，有鄉親問他“你為什么吃里扒外”，還有人罵他是“漢奸”。

　　“他們有自己的樸素道德觀，但他們不理解公平有多么迫切。”龐琨說。

　　在追求公平的道路上，龐琨拿出手的是一個又一個案子。

　　2009年，他接手了第一個公益案件，也是全國范圍內的“乙肝病毒攜帶者健康證第一案”。

　　當年6月，新頒布的《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首次明確乙肝病毒攜帶者可從事食品行業，并可領取健康證。

　　深圳的一位乙肝病毒攜帶者去防疫站領健康證。 第一天去的時候，驗完血，刷不出證。機器顯示：您的條件不符。第二天，再去領證時，很順利。可證又被收回了，理由是“我們的系統壞了”。

　　乙肝病毒攜帶者在全國有將近1億人，這類事情在全國很普遍。當事人和龐琨，決定起訴深圳衛生局。

　　這個案子后，全國各地疾控中心都不再限制乙肝病毒攜帶者領健康證。

　　“權利任何時候都是靠爭取得來的，沒有任何權利是被施舍的。”龐琨說。

　　一年后，龐琨又接了一個影響力較大的案子。當事人的執著“教育了他”。

　　2010年8月9日下午，在回家的路上他接到了朋友的電話，說深圳地鐵科學館站有兩位殘疾人因不能提供本地戶口，無法“免費進站”。

　　本來龐琨覺得，這件事頂多投訴一下就行，但兩位殘疾人非常堅持“要有一個說法”。

　　龐琨先是吃驚，隨后佩服：“他們在維權上是我的老師。”

　　根據《廣東省扶助殘疾人辦法》， 殘疾人不分戶籍，在廣東省內可享受公共交通工具免票或半價優惠。

　　龐琨代理案子，將深圳地鐵公司告上了法庭。唯一的酬勞是，兩位殘疾人請他吃了頓 “蒸功夫”。

　　此案后，深圳地鐵修改了規定，對外地殘疾人也免票。龐琨特別高興的是，這個個案引起了一些后續反應，在上海、天津也出現了相似的案件。

　　2011年9月，他看報紙報道一位燒傷的艾滋病患者被多家醫院拒收，他認為可以起訴醫院。

　　見到患者的時候，她被安置在英德市醫院的一個雜物間里，和病房不是一棟樓，沒有任何看護設備。

　　在旁看護的患者丈夫掀開用鐵絲撐著的被褥，龐琨很震撼：這人身上沒有幾塊皮是好的，到處在流膿。患者艱難地扭過頭來，眼神里都是求生的欲望和無助。13年前，在父親的病床前，龐琨也見過類似的眼神。

　　“這種無助的眼神直接刺到心里，無法回避。”龐琨說。

　　龐琨在微博上直播了法律援助的過程。第二天，廣東省衛生廳的廖新波副廳長在微博上表態：會去了解情況。

　　后來，這名重度燒傷的患者終于出院了。龐琨一方面很開心，另一方面也很苦悶：不能每一次都靠行政手段解決問題，應該有一個完整的機制。

　　當龐琨自己在生活中遇到“不公”時，他也特別較真兒。

　　2012年年底，龐琨團購了《泰囧》的電影票，結果到了影院，被要求加20元。

　　龐琨一再要求對方給出依據，換票人員也說不出來。經理出面后，龐琨為了看電影還是交了錢，但提出必須開收據。他用手機拍攝了交錢、開收據的過程，和經理對費用的解釋。

　　事后，龐琨用手頭的證據向工商部門投訴，影院被罰了1500元。

　　最近，他又和一件事“杠上了”：網上改簽機票后，隨機票一起購買的保險如何改退？

　　有人說：有不少公益訴訟要求一元賠償，就是評個理，死腦筋。公益訴訟不一定會得到經濟補償，勞心勞力，但龐琨不同意這種觀念。

　　他認為，做公益訴訟也能讓原告獲得一定的經濟補償，比如那個深圳的乙肝病毒攜帶者，最終得到了5萬元的精神賠償，他用這個錢讀了碩士，現在的工作、生活都很好。

　　代理案件時，他接到對方的“提醒”電話很多，提醒注意交通安全、居住安全，他都會告訴他們，如果你有理，就上法庭去說，威脅和恐嚇對律師而言，都是小菜，基本無效。

　　調查顯示，深圳律師行業的年人均收入40萬元。他笑著說：自己拉了同行的后腿。

　　他自稱有強迫癥，一停下來就不自在。一個人待不住，如果妻子不在家，他周末一定要去辦公室，或出去踢球——他喜歡競技性的運動。

　　2013年9月后，龐琨從高檔的商業寫字樓里搬到了社區街道的一棟樓里。

　　“來咨詢的人很多。”龐琨說，“不能老坐在樓里等客戶，我們做律師，要培養民眾的習慣：有困難找律師。”

　　偶爾靜下來，龐琨會打理花草。他身高1.8米，卻最喜歡自己種的小小的滿天星：“它最好，每一粒都小小的，但一束一束，可以組成一個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