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記者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鄭淑娜在回答記者關于“限行”、“限購”的“紅頭文件”是否違法的提問時回應稱，這些“紅頭文件”不是地方政府規章,不屬于《立法法》調整范圍。（人民網3月24日）

　　此前，社會各界對此次立法法修改寄予厚望，希望新《立法法》能勒住“紅頭文件”這匹“任性”的馬。鄭淑娜的表態似乎給公眾潑了一瓢冷水。

　　總體而言，在社會治理中，“紅頭文件”大多數時候與法規相得益彰，功不可沒，是法律法規的有益彌補。不過，因為不可避免地帶有太多長官意志的烙印，而且程序上較為隨意，一些“紅頭文件”不僅損害公眾利益，還有與法規相抵觸之嫌。譬如，去年，多地“連夜出臺”的機動車限號或限購政策、“說漲就漲”的燃油稅等。這類“紅頭文件”，與依法治國的理念沖突，違背了“法無禁止即可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原則。

　　《立法法》不管“紅頭文件”，這是一種科學的法律界定。《立法法》是“管法的法”，這個“法”包括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國務院下屬部門制定的規章；地方立法機關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制定的規章。也就是說，《立法法》最低只管到“規章”。紅頭文件”既不是法規，也不是規章，只是政府部門發布的規范性文件，雖然比較多而且亂，但若用《立法法》管“紅頭文件”，顯然有悖法理。

　　《立法法》不管“紅頭文件”，有遺憾，但對此不必悲觀和憂慮。

　　首先，在依法治國的當下，各種法律法規會更加健全和完善，依法行政、簡政放權已然成為社會治理“新常態”。而且，公民權利已普遍覺醒，“紅頭文件”已失去“任性”的土壤。

　　其次，“紅頭文件”的出臺面臨越來越多的“金箍”。不管是規章還是“紅頭文件”，假如沒有法律、法規依據，則不能設定減損公民權利、增加公民義務的規范。我國監督法也規定，本級人大常委會可以審查本級人民政府的決定、命令是不是符合法律、法規規定。如果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人大有權予以撤銷。當依法治國成為社會“新常態”后，形形色色的“紅頭文件”或將逐漸減少，最終退出歷史舞臺。

　　當然，要讓公眾對《立法法》不管“紅頭文件”不悲觀，起碼要實現兩個前提：一是“土法”不能大于“國法”，防止“紅頭文件”凌駕于法律之上；二是確保“紅頭文件”充分彰顯民意，體現公眾吁求，而非權力的“任性”，甚至將其當作侵犯公民合法權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