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 當一切蓋棺定論之后，服刑的高官和他們的家屬，難免會思考一個問題：如何爭取實現提前出獄。

　　【封面故事】圍堵高官逃刑：老老實實在監獄里待著吧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郭芳 王紅茹 董顯蘋 見習記者 鄒堅貞|北京報道

　　當一切蓋棺定論之后，服刑的高官和他們的家屬，難免會思考一個問題：如何爭取實現提前出獄。

　　但對于他們而言，一個不幸的消息是，今年1月21日中央政法委的“五號文件”《關于嚴格規范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切實防止司法腐敗的意見》下發之后，減刑、假釋、保外就醫，這些通常被落馬官員實現提前出獄，甚至異化為逃避刑罰的主要手段，被堵死了。

　　官員常通過保外就醫提前出獄

　　根據《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死刑緩期執行罪犯經過一次或幾次減刑后，其實際執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5年，死刑緩期2年的執行期間尚不包括在內；無期徒刑罪犯經過一次或幾次減刑后，其實際執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3年。

　　重慶大學法學院院長陳忠林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很長一段時間，“被判死緩或無期的腐敗官員通過減刑或假釋，實際刑期也就13年或15年。如果保外那就更快了。”

　　落馬高官大多年老體弱，保外就醫是實現提前出獄的一種常用通道。相比其他類型的罪犯，獲刑官員確實比較容易通過就醫途徑獲得監外執行，但也容易成為他們逃避刑罰的手段。

　　除保外就醫外，減刑和假釋現象在獲刑官員中也比較普遍。2011年，有媒體報道，中國官員獲減刑的比例高達70%。而在服刑期間的減刑、假釋、保外就醫一般不對公眾公開，存在極易滋生腐敗的空間，并引發公眾對腐敗的猜疑和想象。

　　2013年，網絡上的一則消息稱：2006年因貪污受賄被判入獄11年的山西前省委副書記侯伍杰提前出獄，當地官員和煤老板及名流富商們，爭相迎接貪官“榮歸故里”，其禮遇猶如英雄凱旋。

　　此消息一出，隨即引起軒然大波，批評和質疑撲面而來，后經山西省官方出面辟謠才得以平息。

　　但近些年類似的風波并不罕見。

　　趙秉志坦言，“腐敗官員罪犯逃避刑罰執行的現象確實比較突出，‘有權人’被判刑后減刑快、假釋及暫予監外執行比例高、實際服刑時間偏短等現象確實存在。”

　　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田文昌認為，“減刑和假釋還比較正常，但保外確實比較亂。這些問題不狠抓不行。”

　　中央布局重點打擊逃刑官員

　　中央政法委決定要重拳出擊了。

　　“五號文件”要求對被判重刑的職務犯罪、涉黑犯罪、金融犯罪罪犯等“三類罪犯”，從嚴把握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標準。貪腐類犯罪即屬于職務犯罪范疇，落馬官員逃避刑罰也成為此舉重點打擊的領域。

　　按照“五號文件”中的新規定，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執行3年以上方可減刑，無期徒刑罪犯經過幾次減刑以后實際執行的刑期最低不會少于17年；死刑緩期執行罪犯減為無期徒刑后，執行3年以上方可減刑，經過幾次減刑以后實際執行的刑期最低也不會少于22年。

　　“這是非常嚴厲的。”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暨法學院院長趙秉志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以被判死緩的劉志軍為例，若以最低的22年刑期算，服滿22年刑期的劉志軍，也將年過八旬了。

　　該文件還規定，對原廳局級以上職務犯罪罪犯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應當向中央政法相關單位逐案報請備案審查。減刑、假釋裁定書及暫予監外執行決定書，一律上網公開。此舉亦有利于實現全社會的監督。

　　“這將使得獲刑官員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的考核變得非常嚴格。”檢察系統的一位高級別官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此舉一方面為了杜絕造假，另一方面也是警告獲刑官員，“你該老老實實地在監獄里面待著了”。

　　“五號文件”出臺后，司法部和最高檢也開始密集重拳出擊該領域的違法違紀問題，展開“收監行動”。司法部提出了“倒查三年”、逐案復核的舉措。而據最高檢的通報稱，今年3月至5月底，已建議將暫予監外執行條件消失的247名罪犯收監執行，其中副廳級以上職務犯罪罪犯18人。

　　有媒體報道稱，中紀委領導曾直接過問收監執行情況。

　　“現在看來，這一指導意見頗有成效。”田文昌對《中國經濟周刊》說，許多人已經明顯感覺到保外比較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