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內在競爭機制主要是主體秩序和交易秩序，即企業產權制度和價格決定機制，回答了誰在競爭和怎樣競爭，這更多是微觀主體通過競爭達成秩序，國家給予法律的保護和明確。而市場外在的競爭秩序有兩個，一是道德秩序，二是法律秩序，這兩方面靠市場本身很難形成有效的約束機制，很大程度上依靠國家和政府的自我加壓和率先垂范。

　　“中國為何產生嚴重的產能過剩，是市場盲目競爭的結果？還是政府計劃導向所致？現在中國產能過剩好像是傳統產業過剩，實際上根本不是，越是新興產業產能過剩越嚴重。如果以80%作為產能過剩的標準，我們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相當部分產能利用率一般不到50%。”5月18日，在第二屆民建城市發展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劉偉的觀點引人注目。

　　從企業改革為主轉為政府轉變職能為主

　　本次論壇的主題是，市場、政府與城市資源配置。作為第一位演講嘉賓，早在改革開放初期即以“京城四少”名揚經濟界的劉偉告訴與會者，“國家干預著名的始于美國，羅斯福新政以增加政府對經濟直接或間接干預的方式使美國最早走出1929-1933年資本主義大危機，從而奠定了凱恩斯主義在經濟學上的正統地位。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經濟出現滯脹，凱恩斯主義失靈。”劉偉笑言，“到底是大政府小市場，還是大市場小政府；是強政府弱市場，還是強市場弱政府，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從來都是中外經濟學爭論的永恒話題。”

　　具體到我國的現實，由于長期實行計劃經濟，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面對的出發點是大政府、強政府和弱市場、小市場，“可以說前三十幾年我國改革的核心任務是培育市場，改革的核心環節是培育市場主體，換句話說，我們是以企業改革特別是國企改革為經濟改革的核心。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歷次改革或者調整，解決的核心問題都是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同時，劉偉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以企業為核心的改革走到今天，現在是企業改革不夠還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夠呢？”劉偉自問自答，“下一步，真正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恐怕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以及職能的轉變成為了關鍵，這是歷史性的變化。因此，我們今天討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與前三十幾年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背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既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又是不同階段有不同階段歷史內容的話題。”

　　政府投資是我國反危機的重要優勢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劉偉的解讀是，“資源配置從經濟學角度講，主要是微觀問題。這句話意味著，在微觀上我們要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少干預廠商行為，政府制定規則，企業依法納稅、合法經營，然后追求企業利益最大化，這是企業自主權。政府主要管宏觀。”劉偉提醒，“政府主要管宏觀，并不是說，微觀完全不管，不能絕對化，微觀領域有壟斷行為，政府必須要反壟斷。”

　　宏觀管理包括總供給和總需求，劉偉認為，政府干預更多是總供給，而不是總需求。“需求是購買力，比如北京市地方政府采取各種措施增加居民收入，北京市民不一定在北京花，他可能出國，擴大半天內需，刺激了別人的市場。消費需求千變萬化，政府根本管不了，連統計都有困難，現在的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統計只有四大項，許多服務性消費沒納進去。”

　　政府管供給主要管什么呢？劉偉進一步解釋，不能管具體項目和具體生產，而是管住供給質量和安全標準。“中國沒超越供給創造需求的時代。資本主義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期，只要生產出來就有消費，關鍵取決于是否能生產出新的優質產品。現在中國的問題是能不能真正生產出來好產品，連奶粉都跑到香港買，老說內需不足，吃的東西都不安全，誰敢消費呢？還是供給不足。”

　　劉偉還表示，除了管住供給的質量和標準，政府要盡可能不提供私人產品，多提供公共產品。“經濟學定義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很清楚，公共產品第一沒有排他性，第二沒有抗爭性，如同公海上的燈塔，不管經過多少船只，既不影響成本，也不影響別人共同使用。”劉偉指出，我國公共品的匱乏程度和我國的經濟地位以及現代化的要求，相差非常大。環境治理，這是公共品；道路擁堵，這是準公共品；城市病多一半都是公共品的供給不足。政府投資應該集中在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品，市場能夠提供的私人產品，政府盡量不要干。

　　針對許多人提出政府應從投資中退出，劉偉態度鮮明，中國的問題不是政府投資高，而是政府投資應該干什么，應該做公共品。“中國經濟的特點和西方不一樣，我國經濟多年持續高速和均衡增長，很重要一點是政府在投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次全球金融危機許多西方國家羨慕我們，認為成功的重要原因是政府投資對市場失靈起到非常大的緩解和克服作用，這是我國反危機的重要優勢，不能簡單否定。”劉偉還認為，強調中國經濟增長，要強調三駕馬車即投資、消費、進出口三者均衡，“過去我們強調投資，這些年強調消費，這在不同時期可以有特殊考慮，正常情況下應該同步發展。”

　　轉型期更需彰顯法治精神和核心價值

　　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矛盾突出，對此，劉偉并不回避，并對政府角色有更多的期待。“中國現時國民收入分配矛盾極其尖銳，政府更應在國民收入分配特別是再分配領域扮演重要角色。”據介紹，我國國民收入有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的問題：宏觀上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居民三者分配，多年來增速最快的是財政收入，增速最慢的是居民收入。中國消費需求長期疲軟，一個重要原因是分錢時大頭給了政府和企業，它不主要用于消費。中觀上，收入差距還有地區、產業、城鄉結構的不同，如中國城鄉差距差不多是三倍上下。微觀上，中國的基尼系數最近10年都在警戒線以上，收入差距過大，肯定降低消費傾向。“這些問題靠市場解決不了，必須靠政府，政府要在分配特別是再分配領域有所作為，生產領域要更多交給市場。”劉偉表示。

　　目前，劉偉最關心的是政府應該著力于市場外在競爭機制的培育。在劉偉看來，市場內在競爭機制主要是主體秩序和交易秩序，即企業產權制度和價格決定機制，回答了誰在競爭和怎樣競爭，這更多是微觀主體通過競爭達成秩序，國家給予法律的保護和明確。而市場外在的競爭秩序有兩個，一是道德秩序，二是法律秩序，這兩方面靠市場本身很難形成有效的約束機制，很大程度上依靠國家和政府的自我加壓和率先垂范。

　　劉偉引用了孟德斯鳩的名言，一個民族不在于有沒有法律規定，而在于有沒有法治精神，“轉軌時期往往最匱乏的就是法治精神，我們有很多立法，法律的不完善可以慢慢修改，但立法者、執法者要帶頭遵守法律。”講到道德秩序，劉偉也有一肚子的話，“傳統社會的道德秩序是忠誠，忠誠的核心是犧牲自己，服從別人?，F代市場經濟講究的是誠信，借貸、商品、買賣、貨幣、契約等全是信用關系，取決于你對社會負責任的能力。我國正好處于轉型期，轉型期的特點是，以忠誠為核心的道德大廈動搖了，以誠信為核心的道德大廈還沒建立，使得一些人在道德領域，既不講忠誠也不講誠信，它講放縱?？镎饕空?，不能靠盲目分散的市場，市場在這個時候是失靈的。”劉偉指出，一方面，我們要提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另一方面，我們要加強法制，讓任何欺詐和失信行為在法律上付出足夠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