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稀泥、不分青紅皂白，不管責任大小，抓幾個人，給社會一個交代”……在追究安全生產事故責任過程中會出現各種亂象，這讓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律師協會監事會監事長、國浩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施杰很痛心。

　　盡管我國早在2002年就出臺了《安全生產法》，國務院和有關部門也不斷出臺相關法規和規章來規范安全生產工作，但近年來我國安全生產事故仍不斷發生，給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帶來巨大的損失。以剛剛過去的2013年為例，吉林德惠禽業公司火災事故121人遇難、四川瀘縣桃子溝煤礦瓦斯爆炸28人遇難、深圳農批市場火災18人遇難、青島中石化輸油管道爆炸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49起令人痛心的重特大事故背后，是違法成本低、權責不清晰和監管的屢屢失守。

　　“安全生產法對生產經營單位或相關負責人的違法責任規定的不夠明晰。”施杰委員認為，目前對安全事故責任人的追究主要是采取行政處罰手段，比如勒令停止改正、停業整頓等，或者罰款。這種違法成本過低，并不能有效震懾生產經營單位或相關負責人。只有在引發嚴重危害后果時，才會啟動相關的刑事程序。“這種重結果、輕過程的立法模式，導致了生產經營單位負責人因抱僥幸心理，而忽略對勞動者安全保障的投入，起不到法律應有的震懾和教育作用。”

　　施杰委員認為，在安全生產的監管層面上，也同樣存在權責不清晰的情況。

　　“整部安全生產法，及安監部門的職責劃分較為模糊，責任主體也不明確。”施杰委員給記者舉了一個例子，安全生產法第9條規定了三種類型的安全生產監管部門，即綜合監管部門和根據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從事監管的行業部門，以及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所負的監督管理職責。“但是安全生產法沒有細化前兩種部門的責任，各自承擔的法律后果也是統而籠之，對人民政府的監管職責規定就更少，導致職能部門的責權不清晰，一旦發生安全生產事故，也難以據法律去追究相關責任。”

　　“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在修改安全生產法的時候，認真研究健全責任追究制度，細化責任主體，避免一旦出現安全生產責任事故，責任就推給臨時工的不正?，F象。”

　　施杰委員認為，要解決上述問題，必須及時啟動安全生產法的修訂工作。

　　“針對生產經營單位而言，要改變以往的追責方式，進一步明確和落實違反安全生產法的法律責任。”施杰委員認為，一方面要明確生產單位所應當承擔的安全責任與義務，另一方面要加大對生產經營單位違法的處罰力度，甚至應當采取法益保護前置，不要等事故發生以后才追責。

　　“同時，還應細化履職標準，量化責任等級，厘清有關部門責任。”施杰委員認為，一是要在修訂安全生產法時采取監、管分離，明確綜合監管部門和行業管理部門之間的權責界限，防止“部門制度有利于部門利益”的情況；二是要在事前監督的基礎上加強事中監督。規定安監部門相關責任人在生產經營單位獲得準入以后的監督，要全面履行，并且應在法律責任一章中增加對不履行義務的法律后果。

　　“此外，要在明確權利責任的基礎上，規定全面履職免責的制度，將所承擔安全事故責任和個人履職情況掛鉤。”施杰委員認為，一方面要嚴格追究責任人，追究責任不以是否發生事故為前提，而是只要發現存在嚴重隱患，都應該嚴格追責。另一方面，如果相關責任人全面履行職責，但仍因不可控原因導致事故，相關責任人應當免除責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權力與責任的統一，體現法律的公平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