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有多起教育腐敗事件被引爆。四川大學副校長安小予涉嫌嚴重違紀，屬于高校多發的“基建腐敗”；浙江大學副校長、學術帶頭人褚健落馬，涉嫌科研腐敗；中國人民大學招生就業處原處長蔡榮生被捕，涉嫌招生腐敗；全國教育規劃辦被曝管理漏洞、行為不規范，規劃辦主任引咎辭職，涉嫌管理腐敗。腐敗的高發和在不同方向蔓延的多樣化態勢，突顯了教育腐敗的嚴重性。

　　與經濟領域的情況不同，在經濟活動中，各種制度、法律是相對明確的，對犯罪的定性也比較容易。但是，招生、科研和學術管理等等，既有制度建設的先天不足，也存在價值觀的差異，對問題的嚴重性、罪與非罪的認定要困難的多，以至于高校和管理部門經常采取大事化小、拖而化之的態度。然而，就危害性而言，學術腐敗、管理腐敗的后果，要比個人貪污、吃喝超標、出國違紀等更為嚴重，因為它損害的是教育研究整體的水平和質量、風氣和信心。因此，我們不能見怪不怪，不以為然，而要有危機感和緊迫感，抓住這些腐敗事件作為深入改革的契機，將教育腐敗的重災區轉變為率先改革的實驗區，亡羊補牢，開展實質性的制度建設，有效防范和遏制教育腐敗，重建教育的公信力。

　　不久前，國務院常務會議已決定改革中央財政科研項目和資金管理辦法，要求簡政放權，簡化審批流程，建立公開透明的申報、立項、評審和批準制度，建立科研信用“黑名單”制度，杜絕一題多報、重復資助等現象，消除行政化定項目、分資金的弊端等等。這一意見當然不是科研經費管理制度改革的全部內容，但的確抓住了核心問題：簡政放權，消除行政化弊端；建立透明公開的評審制度。

　　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課題管理制度的改革，已經被推到了風口浪尖。近年來教育同行普遍感到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缺乏公正性，評審標準和過程不透明，人為因素明顯，隨意性大，行政權力凌駕于制度、規則之上，甚至成為少數人的內部操作。媒體所揭露的教育規劃辦用國家課題與地方進行利益交換，則是一種學術腐敗行為。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之一，是管辦評不分的體制弊端。教育規劃辦與中國教科院同屬一個機構，院長兼規劃辦主任，規劃辦在教科院內部相當于一個下屬部門。這種公共利益和部門利益混合的體制，很容易使代表國家行使的學術管理轉化為某種既得利益，產生腐敗行為。

　　痛定思痛，對教育科研經費管理體制的改革，首先應當實行管辦評分離，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辦應當與中國教科院脫離，成為一個利益獨立的機構。建立專家委員會制度領導課題管理，同時，建立第三方獨立評價和審計，面向社會公開。在規范性的制度建設方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值得借鑒，相對而言它更為嚴格、科學和公正，而且比較人性化，事后向申請者反饋專家評審意見，每年公布受理舉報和處理的情況。此外，應當與時俱進，建立一些新的規則和準則。例如，革除官本位的陋習，禁止領導干部和行政官員申請科研經費、主持課題研究，使學術的歸于學術，使寶貴的研究經費真正服務于第一線的科研，逐步提高我國的教育科研水平。

　　中國人民大學應當是另一個典型。鑒于招生工作出現的嚴重問題，中國人民大學主動引入外部監督，建設性地建立本科生招生社會監督員制度，值得稱贊。高校招生錄取制度改革既要信息公開，也要去行政化，即把招生錄取的權力從招生處轉移到以教授為主的招生工作委員會，招生處只是服務和執行機構，這是陽光招生的制度前提。通過權力的轉移、實行信息公開、建立內部和外部的監督，以及建立追究和問責制度，構建一個比較完備的高校招生錄取制度。